【图语：玉文化】

　　研究玉文化的钥匙

　　玉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统一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独特内容、独特风格，有其他文化类别所没有的特点。“三礼玉论”在玉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价值跟它所具有的下述三个特点有关。

　　第一个特点是，“三礼玉论”在阐述古代玉文化理论及其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

　　“三礼”所论述的有关玉器的理论，早在夏商时代即已逐步形成。“三礼”只是集中了西周以前的关于玉的各种理论概念，它包含了古代玉器中大部分主要品种。这些玉器使用面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虽然也有现今出土的确实属于当时实用的某些古玉种类，并不见于“三礼玉论”，譬如商代玉人在“三礼”中就没有述及，但这些种类在古玉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这些东西的作用也并未逸出“三礼”所说玉的各类用途之外，只不过不占主要地位罢了。

　　第二个特点是，“三礼玉论”所论述的古玉用途在古代工艺美术品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三礼”所叙述的玉的使用范围，包括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使用项目从官场礼仪的细枝末节直至王朝最隆重的大典。历史上无论哪一项工艺美术品种，其政治效用都不能和玉器相比。事实上，从古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其他工艺品或手工业品能在某一个王朝的典章中获得如此的“殊荣”，也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种工艺美术品具有比“三礼玉论”更早更系统的理论。“三礼玉论”所叙述的内容，可以囊括其他若干工艺品种的理论;而其他工艺品种的理论，没有一个能囊括“三礼玉论”。

　　第三个特点是，“三礼玉论”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三礼”成书虽已有两千多年，但书中讲到的玉器种类已由出土文物得到印证。这个事实足以使人相信“三礼玉论”内容真实可靠。那么，古人是否一定按照“三礼”中所说的那样去做呢?当然谁也没有可能去观赏一下那种场面。所幸有一本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可以作为“三礼”的佐证，或者说可以跟“三礼”相互印证，这本书就是《尚书》。我们不妨先试举一下其中《周书·金藤》的有关篇：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上，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这是一段很生动的历史故事，说的是周武王在代纣克商取得重大胜利后的第二年，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看来行将谢世，当时有一位国之重臣周公已，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设坛祭祀。他将玉璧置于大王、王季、文王三位先王的神座之上，沐浴更衣，手持玉圭，由诚地祷告占卜。他念道：现在我即用大圭占卜、武王之生死吉凶，以应先王的意旨，并请求先王保佑武王。我愿以己身代武王死，如果你们准许我代死，则请先王显灵，卜现吉兆，让武王康复，而我回去以后即以死复命，且死后定以圭、璧伺候光王鬼神。如果你们不准许我代武王生死占卜、将出现凶兆，则我定将圭、璧统统收藏起来，决不事神。周公祷告完毕，将祝文藏于金匣之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个故事一直是作为宣扬君臣关系的范例。周如果有此事否，我们无从排实，也无须证实。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玉敬神，以玉敬祖，是由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所证实了的。圭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三礼玉论是完全吻合的。

　　此外，《尚书·周书》中还有大量关于用玉的记载。如：甲子，玉乃能州水，相被见服，凭玉几。粮间南向，敷重毁席，偏纯，华玉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统雕玉仍几。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跪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冶之舞衣，大贝，盘鼓，在西房。进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格在宾阶面，缀轮在作阶面，先格在左璧之前，次抢在右璧之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阳。皇后凭至几。宾称奉圭兼币。

　　上面所摘录的《尚书·周书》中关于用玉的部分章句，其精神实质和”三礼”是相吻合的。经专门研究《尚书》的专家们论证，《周书》中的多彩篇目是周王室的档案，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清始材料，三礼玉论和《尚书·周书》中关于玉的记叙恰好互相吻合，而且印证的结果能够说明：古人用玉的情况，是确有其事的。而不是后人理想化的描写而是在史纪的基础上写就的。因而，它当然具有规究和探讨的价值。

　　总而言之，中国的古代玉器在工艺美术品中使用面最广、所处地位最尊、经济价值最高，是古代社会文明重要标志之一。三礼中关于用玉论述可视为我国最早、最系统的玉文化著作，是后世各代王朝用玉理论的依据。人们对三礼玉论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无论在美术上，还是在技术上，或在社会发展理论上，三礼玉论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它确是研究我国玉文化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