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此外，孙诒让又据诸书所载统计墨子弟子、再传三传弟子、不详传授系次者等共三十余人（《墨子后语上·墨学传授考》），其中绝大多数人之事迹已经湮灭。在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从墨家学派的著作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诸子十家中，墨家著作仅存6家，为最少。汉唐以来直到清朝之前，对其之研究几乎为空白，这与儒、道、法诸家注疏众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墨子》外，《汉志》所载墨家著作尚有五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隋唐时期存世的墨家著作有《墨子》十五卷、《胡非子》一卷、《随巢子》一卷，《尹佚》《田俅子》《我子》皆已亡佚（据《隋志》，梁有《田俅子》一卷，则其应亡于梁后隋前）。《宋史·艺文志》则仅著录《墨子》十五卷，《胡非子》《随巢子》亦已亡佚。 

　　理想与实践冲突中的停滞不前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繁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如《墨子·尚贤下》讲为贤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那么，作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君臣、父子、兄弟之矛盾，盗贼，大夫之间、诸侯之间的攻伐——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无论父、兄、君、弟、子、臣——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墨子·兼爱》）但正如《汉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走向衰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恰恰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引一端”与“崇其所善”

　　并置下的当代继承

　　墨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衰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片面地分析。同时，对于墨家的思想与主张，无论是赞同还是批判，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诸侯纷争的混乱社会背景下的，其说纷纭，其指归则一，即试图为当时的社会与时代寻找出路。 

　　评价墨家的主张，一味地指责是断然不对的。比如，有人认为墨家过分强调人的生存需要，排斥甚至否定人的其他社会需要，这样的分析脱离了时代与现实，是不可取的。墨家提出节葬、节用、非乐等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都是有意义的，只是不能普遍应用于每一个时代而已。同时，节葬、节用、非乐，再加上兼爱、非攻等这些主张，其合理的成分对于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所以，在审视先秦诸子时，我们既要看到其由于“各引一端”而产生的弊端，又要看到其“崇其所善”的长处。当然这都应该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

　　墨家学派虽然衰落了，但实际上墨子学说颇为后期其他学派学者如惠施、公孙龙、孟子等人所吸取。晋鲁胜《注〈墨辩〉叙》曰：“墨子著书，作《辩经》（即《经说》上下篇）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此外，《墨子》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涉及逻辑学、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几何学），以及军事上的城守问题，具有逻辑学史、科学史与军事学史的价值。 

　　墨家学说在沉寂了两千年后，至清代重新引起学者的重视，毕沅、王引之、王念孙、俞樾等学者对《墨子》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清末学者孙诒让，对《墨子》做了全面的考校、疏解，综采诸家，撰《墨子间诂》十卷、《墨子目录》《墨子附录》各一卷、《墨子后语》二卷，为墨家之最大功臣。在清代学者工作的基础上，现代的墨家研究更加走向深入和全面。我们研究、了解墨家学派的历史，对当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而消化、吸收墨家学说中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仍具有很强的现实与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