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梁漱溟与毛泽东】

　　梁漱溟先生为世所公认的现代新儒学开山，其亦政亦学，知行相济的一生实为20世纪之中国刚健有为、积极入世的儒者典范。但深究其思想，他于佛教并无厌离感，甚或崇敬有加、垂老不渝。他虽可以说是“出佛入儒”，但并非归儒弃佛，而是重新安立儒佛二者的位置，使之各适其所，表现出了入世的现实情怀和出世的终极托付之间深刻而复杂的纠结。

　　本文即以梁先生的出世间与随顺世间的两难抉择为题，略抒己见。通过对这位世纪哲人徘徊与儒佛间的复杂心路历程之揭示，来说明这个纷繁多变的时代精神栖止之艰难和真正的思想者心境之乖剌悲凉。

　　一

　　少年时代的梁漱溟曾经是功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受清末新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激愤于国将不国的大坏之局，早在14岁，他便立定了自己心中的价值标准，"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认为人生就是去苦向乐、趋利避害而已。他的父亲梁济虽也曾中举，但最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做文章的人，时常叹息痛恨中国事情为文人所误。其务实疾虚的思想遥接颜、李，心仪曾、胡，崇尚事功。这种偏宕情绪对少年梁漱溟构成了强有力的导引，他上中学时即讨厌传统学问之课堂灌输，只着迷于关涉时事的自学，"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这种于"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所最早形成的功利思想，直到中学快毕业时，才宣告瓦解。他一个"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的同学郭人麟，深深地吸引了他，令他折服，从而带引他走出了早期的功利思想，开始喜好玄思之哲理。

　　入民国，由倾心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转而同情革命的梁漱溟，积极参加了京津同盟会的工作，不顾家人反对，依然剪去发辫，以示与旧王朝的决绝。他进了同盟会的喉舌《民国报》当外勤记者，往来于各种社会场合，穿梭于街头巷尾，接触各色人等，所见所闻日众，了解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阴暗面。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吓唬迎袁专使的“兵变”闹剧，也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窃国得逞之后所举行的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大典。尤其是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后，参众两院"八百罗汉"的种种丑恶行径，更是让他感到彻底的失望。越深入地了解社会，他就越感觉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于是他退出了《民国报》，也自动脱离了由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隐居在家中。这时的梁漱溟在思想进路上表现出短暂的双向拣择：因激愤于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又因纠结于人生之苦乐一大问题而醉心于佛教。但为时不久，在痛苦到了不能自持而“两作自杀之谋”之后，他还是完全偏向了佛教一边。"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并且开始茹素，立定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在1914年他写给舅父张耀曾的一封信中，说道："所谓年来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所谓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表明他信仰佛教的坚定信念和崇尚出世间法的切切心迹。

　　发表于1916年的《究元决疑论》，最能代表梁漱溟早期崇佛的态度，这篇长文的写作，缘于黄远庸的被刺，是有感而发的。对于黄的惨死，梁漱溟深以为痛，尤其是在了解到黄为袁党所逼的实情和读了其最后遗笔《忏悔录》、《想影录》等文之后，他更觉悲伤。对世间悲苦、人生无常的感触，激发了"土且百家，归心三宝"的漱溟出来说法，以自己的"得解"来面值于大众，"贡其诚款"，相与慰藉。他以"究元"揭示佛法的根本，又以"决疑"将究元所得之佛法的真谛用来认识和指导现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