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梁漱溟雕像】

　　梁漱溟在他42岁所作的一次题为《自述》的演讲中，叙述了自己人生的“四不料”。

　　梁漱溟的“一不料”，不料自己几代人都生长在北京城，而最终成为从事乡下工作、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人。梁漱溟籍隶广西桂林，实北京生长。原本是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后即使家道中落，但仍生活在比一般人更好的都市生活环境中。自幼未睹乡村生活，曾无一日尝过农村生活味道，及至后来竟全身心投入到乡村建设中。

　　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之前，曾在报社中工作过，也曾在北大等学校执教，甚至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司法部秘书。他萌发从事乡村建设的想法是北伐前一年的事，1927年他指出“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所谓‘乡治’是已。”这一年也写过《乡治十讲》。1929年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较明确地表达了梁漱溟欲从村治入手，以实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主张。1930年到1937年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七年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对山东乡村建设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后来他回忆多次强调了自己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工作。

　　梁漱溟不料自己生长于都市中后来竟投身于生活环境迥异的乡村建设中，看似难料，实则是时代的使命和个人的抱负使然，国家民族在近代蒙受了太多的耻辱，经历了太多前所未有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背负着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而梁漱溟作为一个有识之士，自是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所以他必须改变。正如他于1918年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样，他有抱负，他有激情。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乃在于实践救国的理念，走他自己的救国之路。

　　梁漱溟的二不料，不料自幼未读四书五经，而后来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此一不料或许与他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及思想转变有密切的关联。

　　梁漱溟的思想经历了两大转变，将当时的主要的三种思想都体验了一遍，真可谓世间的一大奇遇了!

　　梁漱溟的三不料，不料由厌恶哲学而到大学讲哲学，终被视为哲学家。或许这一不料大家会感到很奇怪，为何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他在些时候竟厌恶哲学，这是怎么一回事?

　　需要澄清的不是梁漱溟不喜欢思考问题，实际上他是从小就爱用思想，而且还获得过“小老哥”的外号。早年他厌恶哲学与他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是有很大关系的，凡事讨论利与害的具体问题，不问人生的抽象问题。甚至“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底东西而排斥它。”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因他的一位朋友郭人麟而发生的，“自与郭君接近后，对哲学始知尊重，思想为一大转进。”涉世的加深，对人生问题开始烦闷，故而始则选择佛家哲学，继而选择儒家哲学。

　　对于梁漱溟在哲学上所获得成果，我想与他的爱研习、爱思考有关。刚开始时，“不懂得什么是大乘，小乘，什么是密宗，禅宗等，由于自己的思考与佛学相合，久而久之，渐渐入门。”这是他佛学入门和研习的路径，他儒学的入门和研习与此也很相似，烦闷时随手翻阅的《明儒学案》给他的启发和兴趣使得他渐次探究儒学，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家。

　　梁漱溟的四不料，不料乡村建设运动竟然与民众教育，或说社会教育为一回事。当然这一不料是与他的教育观和乡村建设理论是紧密相关的。

　　在乡村假设运动伊始，即1931年梁漱溟在《村学乡学须知》中说“邹平县整个行政系统悉已教育机关化，应以教育代行政力量。”并于这一年十月写出《丹麦的教育和我们的教育》，其中这样说道：“我们知道丹麦教育正是一种乡村教育，一种民众教育……中国的教育今当重于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由此观之，他的这关于教育的不料是他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中提出的自己的教育观。

　　梁漱溟早年于北京大学执教七年，讲授东西哲学的内容，而他最终选择辞去教席，原因在于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的传授，不顾及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的指引不满，为实践自己的教育设想，所以选择了自己办学。

　　梁漱溟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理性代武力，而教育居于最高的地位，因而创办曹州高中、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文学院时，他认为不过是“聚拢一班朋友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正因为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本位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融合不分的，民众教育能够救中国，故在乡村建设中非常重视教育，而梁漱溟关于教育的很多观点就是属于他的乡村理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梁漱溟虽有人生四不料，但是这些是他本着“人生向上，人情伦理”的人生态度自然而至的。他本人对这四个意料之外的转变应该是满意的。我们不能否认正是这些不料，他的人生才更加丰富、更加传奇，正是这些不料，他的人生才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