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曹操：155年—220年，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相和歌·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虫几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说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宦官张让等十常侍把政，金城边章、韩遂等杀刺史郡守以叛，天下骚动。大将军何进密召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诛宦竖。董卓尚未入，何进已被害。董卓入京师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旋又杀之，并杀其母何太后。立刘协为献帝。又杀执金吾丁原。京都兵权齐集于董卓。迁太尉，假节钺，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将军朝臣无不股栗。以至于骑都尉太山鲍信谓袁绍“卓兵强，有异志，今不早图，将为所制”，力劝袁绍讨伐董卓，时“绍畏卓，不敢发。”卓又杀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一时间天下扰攘，各军事集团乘机组成联盟，聚众数万，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武将军，议讨董卓。但董卓兵强，袁绍等莫敢先进。时曹操建议“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董卓闻众聚兵，遂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徙汉献帝都长安，尽焚洛阳宫室。刹时间，风云突变，军伐重开战。曹操谓袁绍等“今(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联军与卓将徐荣战于荥阳、汴水，皆败绩。曹操被流矢所中，骑从弟曹洪马夜遁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联盟军十余万众，日置酒高会。曹操以责备的语气献策谓“诸君听吾计使渤海(即渤海太守袁绍)引兵河内临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东汉置关于此。为雒阳周围八关之一。)，酸枣诸将守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据敖仓(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地当黄河济水分流处。)，塞环辕(山名。亦古关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环辕山上。东汉中平元年即184年，为镇压黄巾起义军，设置八关，此即其一。)、太谷(县名，今山西太原盆地东南部)，全制其险。使袁将军(指袁术，时任后军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丹指汉江支流丹江上游，即丹凤，陕豫交接。析，古邑名，又名白羽。汉置析县。今河南西陕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以震三辅(即京兆、左冯翔、右扶风，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地区)。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但袁绍、张邈等皆不理采。董卓虽深谙兵略，联盟军龟缩畏进，忽卓被部将吕布所杀，卓部属失统率，刀矛相向，一时间，整个中原俱为战场。而联盟军内部不协，各怀异图，互相观望，甚至兵戎相见，坐失良机。诸侯割据，争霸不休，生灵涂炭，白骨遍野。曹操《蒿里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上述史实。曹操此诗疑作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以后，即翦灭群凶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前。确切地说，反映了董卓进京至官渡灭袁即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这十年期间的生灵涂炭史实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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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注：①蒿里行：唐·吴竞竞《乐府古题要解》谓“《蒿里行》亦曰《蒿里什》，亦曰《泰山吟行》。丧歌。旧曲本出于田横门人，歌以葬横。”钱仁康编《十大音乐家》谓“《薤露》是一首丧曲。李延年把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成为挽柩者分别不同场合歌唱的挽歌。”北京大学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谓“方东树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蒿里行》有乐府古辞，属《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日希 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蒿里，亦作槁里，干的意思。人死则槁干。所以死人的居里叫蒿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谓“蒿里，山名。在泰山南。”“《蒿里》古辞‘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是说桓灵之世已变成一个人间地狱。”②关东有义士：关东，《辞海》注为“秦、汉、唐等定都今陕西的王朝，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唐·刘长卿诗‘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黎洪注为“函谷关以东。”殷义祥注为“函谷关以东地区，即今河南、山东省一部分地区。”义士，旧指忠义之士，《国策·赵策一》“赵襄子曰‘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亦指侠义之士。《三国志》裴松之引注谓“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求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为乎?’”黎洪注为“指讨董诸军的首领。”殷义祥注为“指起兵讨伐董卓的关东各州郡的将领。曹操诗中的关东义士指：后军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亻由 、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王冒 、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此十人同时起兵，众各数万，推袁绍为盟主。曹操时仅有部众五千人，任盟军中奋武将军。曹操称诸人为“义士”，亦赞亦贬，赞其首树讨董大旗，贬其各怀异图，不忠不义。曹操此句“关东有义士”句，其意甚深：他们以义士的假相欺骗朝廷，欺骗天下人民，各打小算盘，拥兵自重，观其行止不忠不义，只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今日看来，真正的义士还是他自己，因为他在不遗余力的苦心经营这个残破不堪的烂摊子。③兴兵讨群凶：群凶指：董卓及其部将吕布、李榷、郭汜、牛辅、李肃、徐荣、樊稠、李蒙、王方、张济，互相火亻并 ，数戮王室，千年古都，一旦为墟。董卓虽有罪，诸“义士”则其罪更甚。④初期会盟津：孟津，黎洪注为“即古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南。据史载，周武王伐纣时，曾会集八百诸侯于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为“是当时讨董诸军会合的地方;曹丕《典论·自叙》‘山东(即关东)牧守……于是大兴义兵，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曹操曾建议渤海太守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⑤乃心在咸阳：咸阳，黎洪注为“秦都，这里借指东汉京都洛阳。”殷义祥注为“咸阳，地名。秦都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这里代指王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为“《史记·高祖本纪》‘秦二世三年……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入定关中”即“入定咸阳”，“陈恢说刘邦语‘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为王’所以说‘心在咸阳。’旧说‘乃心’用《尚书·康王之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你身虽在外，你的心却是在王室)’后世因称忠于国事为‘乃心王室’。‘咸阳’借指长安王室，当时献帝已至长安。这句是说，他们忠于国事，志在扶佐汉室。”余冠英注为“本来期望团结群雄，象周武王会合诸侯，吊民伐罪。初心是要直捣洛阳，象刘邦、项籍之攻入咸阳。两句都是用典。非实叙。”林庚、冯沅君注为“用来暗喻讨董诸军最初的目的。”殷义祥注为“当初，期望孟津大会师，他们本想报效朝廷。”沈文学注为“袁绍等人起初都表示拥护汉室。”⑥军合力不齐，蹰躇而雁行：不齐，意见不一致，内部不团结。蹰躇，犹豫不进貌，徘徊观望貌。雁行：大雁飞行时行列。喻联盟军中各部属的队列看样子很整齐，但只会互相观望。这两句是说联盟军表面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却四分五裂，没有真正的战斗力。所以各路军队都不敢单独奋勇向前。⑦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嗣，后来，紧接着，其后不久。戕：杀害。这两句是说，内部松散的联盟，由于未能统一号令，这种形势发展的结果，只能引起互相争斗。果然不久就互相打起来了。勾心斗角、火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东郡太守桥瑁与兖州刺史刘岱不协，桥瑁 被刘岱所杀;袁绍，韩馥欲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反对;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胁韩馥，取冀州;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与袁绍有隙，袁术勾结公孙赞逼迫袁绍，曹操助袁绍击破袁术。等等。⑧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淮南，地名。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弟，袁绍的异母弟袁术。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在淮南的寿春僭帝号，自称“仲家。”玺，皇帝代表绝对集权象征的大印。起于秦始皇，兹后历朝沿用其制。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灭袁绍后，发现袁绍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时，已经私刻金玺，欲建都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旧城)。东汉末曹操曾迁兖州治所于此。袁绍谋立刘虞为帝，又谋都于鄄城，这是袁绍借机谋占曹操根据地的一个战略计划。所以曹操“刻玺于北方”句，意在专曝其罪，亦示深恨其人，为其起初不知袁绍恶谋故。⑨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铠甲，古代将士作战时披挂的用以护身的金属或皮革制成的甲衣。生虫几 虱，连年征战，马不卸鞍，人不解甲，连铁衣上竞也生了虫几 虱，形容战乱之久。万姓：即百姓，含有各民族的成份。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意为军伐混战，割据争王给国家造成的残状。惨遭战火兵燹，百姓人口大量丧生锐减，千里之野，万户萧疏，竞不闻鸡声，却到处是白骨垒累。⑾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存活下来的人数还不及黄巾、董卓之乱前的百分之一，其死亡惨重的程度，几乎使人肝肠寸断。据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载“建安时曾为尚书郎的仲长统，在他所著的《昌言》中说‘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则此又甚于王新之时也。”“西汉平帝元始年间，有户12233062，有口59594978，这是西汉户口记载的最高数字。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有户10677960，有口56486856，这是东汉户口的最高数字。及至西晋平吴以后，总计不过有户2459804，有口16163863。户数不到东汉的四分之一，口数不到三分之一。而且这一数字是在太康元年平吴统一南北后的数字，是经过三国时半个世纪的恢复后的数字。三国时户口数字，自然比这要少，或者少得多。故史言当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这是曹操已败袁氏后的数字。到曹丕称帝以后，陈群在上疏中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杜恕上疏中也这样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故王粲的《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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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曹操此《蒿里行》诗传到后世，人都以其记史实而重之，但曹操初作时意不在此。主要是政治意义，可以说是曹操的一个充满政治企图的攻心谋略。(曹丕诗有很多是这一类的，定然是借鉴于其父曹操)试略析之：“关东有义士”并非其从内心承认为“义士”，而意含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义士。人常说绝交不言其过。曹操与袁绍等曾为一殿之臣，那有这样讥刺义士的道理。但曹操讥刺袁绍等是有根据的：当初东郡太守桥瑁 欲讨董卓，却不能名正言顺，竟诈作京师三公移书州郡，布告董卓罪恶，谓“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而冀州牧韩馥竟然询问部下“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谋士刘子惠当即义正辞严驳道“今兴兵为国，何问袁董!”袁绍使人问曹操“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己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曹操曾以迎献帝功位到袁绍之上，则袁绍怒道“曹操当数死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又初慢侍献帝，私使主簿耿苞密奏献帝“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又袁绍檄州郡文谓“而操(曹操)遂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等等，此皆非义言;董卓徙献帝于长安，又焚洛阳，袁绍时为盟主，籍口卓强，未能奋勇，逗留不进，拥兵自重;曹操良谋，嫉妨弗用;未讨逆卓，另谋朝廷;威胁盟友，逼取冀州;兄弟相攻，遇难坐观;教唆耿苞，奏背汉不忠之言，为掩耳目，旋又杀耿;私封长子袁谭于青州，又封次子袁熙于幽州，再封外甥高干于并州，争抢地盘，而自饰道“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以观其能”，等等。此皆非义行。袁绍、袁术兄弟(异母弟)在国家危难之际，不奋勇讨逆，却置酒高会，拥兵袖手。其兄私刻金印于北方，其弟僭号称帝于淮南。毫无先天后忧之意，大有虎狼贪惨之心。观其行止，无义可言。通篇暴露袁氏兄弟不忠不义之史实。此其主要政治意图之一;通篇对自己忠义言行，只字不提，而暴袁氏并非义士，以衬自己才是忠于汉室的真义士。通篇不提自己有何功，灭群凶，翦袁氏，尊献帝，存汉室，虽只字不提，却天下皆知。故作有功不矜状。实不无示天下人知己为伊尹霍光之心。此其主要政治意图之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六句，看似平常语，实际颇为关键。因为从“关东有义士”到“刻玺于北方”一段主要是为赢得朝廷上下的赞誉，而此后六句却是为赢得百姓万民的拥护。此其主要政治意图之三;董卓初入洛阳，煎熬宫廷。盟军初建，曹操连献两计，特别是第二计酸枣之谋类于汉高翦灭项羽的“十面埋伏”，应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成熟战略计划。而袁绍辈或识或不识竞不用。如识不用，则显其奸，如不识用，则为其愚。据理推之，是奸而不用，因用而成功，则天下归美于曹操，自己野心无法实现;如不用，则曹操必不得志。又袁绍私刻金印必早，其从弟袁术亦必知之，故弟抢在其前而先僭帝号，曹操以诗揭露其奸，欲使天下唾弃之。此其主要政治意图之四;国家纷乱，社稷危殆，州郡自雄，百姓凋弊，袁为罪魁，并非董卓。此其主要政治意图之五。据此有理由认为曹操这篇《蒿里行》是一篇讨袁檄文，也是为将来曹氏代刘氏安天下早做舆论准备。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资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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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话：①殷义祥《三曹诗选译》谓“曹操的这首诗是借题写时事，叙述汉末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凄悲景象，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实录。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关东各郡起兵联合，讨伐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但他们各怀打算，所以会师后都徘徊观望，谁也不肯进兵，随后又为争夺权利而自相残杀，造成百姓的大量死亡和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这首诗就是反映了这一史实的，它对造成丧乱的封建军阀进行了揭露控诉，对惨遭荼毒的百姓表示深切同情。全诗描写真实形象，情调悲苦苍凉。”②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谓“董卓既夺取东汉实权后，袁绍反对董卓实行废立，东走冀州，自称车骑将军，任渤海太守。初平元年(190年)联络他的从弟后军将军袁术，冀州(河南临漳西南)牧韩馥、豫州(安徽亳县)刺史孔亻由 ，兖州(山东金乡东北)刺史刘岱、陈留太守王匡、山阳(山东金乡西北)太守袁遗、东郡(河南濮阳西南)太守桥瑁、济北(山东平阴北)相鲍信等，以讨董卓。而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确实是个借口，袁绍、袁术等家族，四世担任三公的大官，门生故吏遍天天下，也是想乘机夺取政权的。”③姜书阁《中国文学史四十讲》谓“其《薤露行》、《蒿里行》反映了汉末大动乱的现实。”“它们伤时悯乱，感慨苍凉，真可谓汉末的史诗。”④《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谓“董卓遂焚掠洛阳，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自留屯洛阳毕圭苑中。但关东州郡都各有打算，观望不前，甚至互相火併，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本诗除真实地反映了上述情况外，并对人民表示了同情，不失为一篇好诗。钟惺(明人)说‘汉末实录，真史诗也。’”⑤《名家析名篇》余冠英谓“《蒿里行》是汉代乐府民歌里旧有的题目，本是挽歌。曹操用来写人民在战乱中的丧亡，也是哀挽的性质。这诗开头两句叙述关东诸将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当时曹操自己是讨董最积极的人。从第三句以下说本来希望团结群雄象周武王在孟津会合诸侯，也象刘邦项羽攻入咸阳似的，直捣洛阳，消灭董卓。不料起兵之后诸将观望不前，后来竟然争夺权利，互相残杀起来。”“《蒿里行》文字质朴，叙写平直，却有一定的感人力量。曹操在长期的戎马生活中亲眼看到了社会残破和人民流离死亡的景象，感触深刻，所以写得很真实，而且流露着对受难者同情，和一般概念化的作品自然不同。曹操对于民间疾苦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表示，不限于此篇。有人以为曹操的《蒿里行》是‘目的在于骗取人民信任的虚伪诗篇。’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上层人物对于民生疾苦有时抱同情态度并不是稀有的事。”⑥程千帆《古诗考索》谓“盖此篇之作，未悉何时。考之《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秋七月……车驾至洛阳。……八月……迁都许。……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诗有‘淮南弟称号’之语，明指述言，则至早当在建安二年春末。又《袁绍传》云‘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榷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也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禾畜 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将从其计。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却有万计，所谓秦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丧闻。从之则极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厌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存。……建安元年，曹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多兵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讨伐。……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袁绍始闻授议，虽善其言，然以首鼠两端，终失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机会。此实曹、袁成败枢纽之一端。史册所载，良彰彰也。”

史事：①吕世安《中华全史演义》第十八回《传汉献曹操起汉室三分》谓“中军校尉袁绍劝何进悉诛宦官，进白太后，太后不听。绍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陈琳谏曰‘此事但当速发，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若征外助，则大兵聚会，强者为雄，只为乱阶耳。’勿听。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宦者之祸，古今有之，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既治其罪，当诛之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何进召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诣京师。”这是一段很关键的史实。何进召董卓进京，其恶谋首出袁绍。②《三国志·魏书》卷六谓“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宦，太后不从。召董卓，欲以胁太后，”“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董卓“乃拜绍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董卓藉袁绍恶谋方能进京，董卓敢与袁绍首议废立大事，知袁绍亦有此议，封兵强马壮富庶之渤海大郡于袁绍，乃能进京而感其恩。袁绍与董卓决裂主要是在废立对象的人选不同，董卓以势大而立陈留王刘协，乃捷足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