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诗话—习近平讲话引用中华古语名句完全读本》271

　　【文可载道】 

　　【典出】宋·周敦颐《通书·文辞》

　　【文稿摘要】调查研究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当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各方面转型的阶段。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在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上下功夫，不断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从而真正把调查研究作为我们了解情况的过程，推动工作的过程，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和自我学习提高的过程。

　　一要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各方面的差异日益突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重点各自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党委、政府 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局部和个体所具有的代表性有所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善于从大量的个体情况中找到一般规律，从整体上把握客观事物，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过去有在下面蹲点一周半月的做法，“解剖麻雀”等典型调查的方法曾被广泛运用，这种精神要学习、要弘扬，但现在工作节奏这么快，信息 渠道那么宽，通讯工具那么发达，又要照顾面上的情况，改进方法和手段也是应该的，不宜妄自菲薄。我们既要抓点、搞好典型调查，同时也要注重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典型调查，是进行典型调查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也审慎地看到典型调查成果适用范围有限，告诫我们“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来说，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难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特别是综合调研部门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了解情况，使决策有更多的事实依据。古语“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要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我们，“要勇于探索、敢于攻坚、善于创新，分析新情况，把握新特点，提出新思路，既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贯彻这一要求，必须把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放在重要位置。实践表明，我们的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富有成效。如果脱离中心工作，远离决策需要，其调研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当前的经济社会生活极其复杂，政策研究部门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不能笼统含糊和空发议论，务必做到符合实际、思路正确、措施具体。特别是要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和文化大省实践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出“对症管用”的真知灼见。对多数调研成果而言，提高针对性也就意味着时效性，对热点问题以及领 导关注的重要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快速反应，及时调查，积极为领导谋思路、出点子、想对策、拿建议、解难题，满足领导的决策之需。 “文当其时，一字千金”，“生逢其时”才能“谋当其用”，倘若时过境迁，工作重心转移，才慢腾腾地拿出调研成果，即使写得全面、正确、深刻、也为时已晚，难有大用。

　　三要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我们党有着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如召开调查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我们要在新时期加以继承和完善。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善于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多学科理论，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翔实、可靠的信息和数据。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起来，大胆创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调研成果的质量。

　　四要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一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基 层的实情，增进同群众的感情，但政策研究部门要求要更高一点，不仅要重调查，更要重研究，我曾经说过“关键是调查后要善于研究，抓点时要善于管窥全豹，跑面中要能够见微知著，综合提炼”。政策研究部门的同志就是要有抓住重点、找准典型的敏感性，发扬锲而不舍、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同时，政策研究部门的调查研究，既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也有别于具体的工作部署，而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对策性应用研究，必须强调“研以致用”。正所谓“文可载道，以用为贵”。具体来说，调研的选题必须紧扣现实工作需要，出发点是为党委、政府工作提供所需的对策建议，落脚点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调 研的视野必须宽广开阔，既要预见潮流所在和大势所趋，又能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调研的过程必须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心分析和研究的过程，要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特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 办法和途径，切忌浮光掠影，主观臆断，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观察 事物、研究问题;调研形成的建议必须兼顾需要和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有些对策建议看似正确，却因难以实际操作，只能束之高阁。

　　【稿件背景】摘自2005年11月2日在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时的讲话。

　　【典出原文】《通书·文辞》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典出作者】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原名敦实，别称濂溪先生，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北宋五子之一，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学界公认的理学鼻祖，称“周子”。

　　幼年丧父，养于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家，后以荫入仕。历任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令、大理寺丞、太子中舍、国子博士、道判虔州、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世称"濂溪先生"，所创学派称"濂学"。

　　因仕宦生涯，经常迁徒。虽收生传道授业，但无长随门生，有影响者不多，程颢、程颐曾以师礼事之，但实为学友。周氏学术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

　　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易通》。后人编成《周子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