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华山图册》，明代画家王履所画】

　　弥补分科太细导致的视野狭隘，打破百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隔膜——大学通识教育针对的实际上是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沉疴。但是，只有从初步的教学做起，才谈得上代代传递中华文化的价值。

　　2005年，学者甘阳在北京香山主持召开了数十所大学参加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

　　由此为起点，中国大陆大学通识教育得以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尤其是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课程，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陆续开设，四书教学被纳入大学人文教育体系，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经过几年的实践，四书教学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中的现状究竟如何?日前，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广州联合举办“两岸三地高校《四书》教学研讨会”，探讨作为通识教育的四书教学在当今的大学人文教育体系中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

　　单书教学还是四书合教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究竟是合起来上，还是单书教学?这是两岸三地承担四书教学的学者最先讨论的问题。

　　四书集结并作为儒家经典，是宋代开始形成的。自宋代以来，四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五经，并自成体系;与汉学重礼教相比，宋代儒学更加强调义理，因而改经的状况非常多;并且，“四书”的提法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程朱理学。所以，对于四书，大学人文教育课堂应该按照其在原始儒家时期的本子和道理去教，还是按照朱熹所确立的理学含义来教，就成为了问题。

　　中山大学的陈少明教授提出，讲四书与分别讲《论语》《孟子》肯定不同，因为，四书是宋儒塑造出来的义理结构，教导人们怎样学做圣人，不同于汉儒讲“天道”、“治国平天下”。相较而言，四书的义理系统比较容易从每个人的实践出发做出解释，也比较容易适合现代的方向。此外，从研究的角度看，究竟是站在汉学还是宋学的立场，会极大地影响此后的理解与教学，这是专业教育也是通识教育都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教授发问：“从通识教育的角度、教学效果讲，假如只有一门2学分的课程，这门课许多人一辈子只会上一次，是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教?”

　　两岸三地的学者普遍认同的一个现实就是：在短短一个学期的时间内，四书中的任何一部单书都是不可能完全讲完的。在此前提下，有些学者选择不按文本顺序精选四书章句，把四书在一个学期里讲完;有些老师则仍然坚持单书教学。台湾大学的徐圣心教授选择了只教《论语》，在他看来，四书有其背景，可分可合，如果合起来讲，就必须强调四书以儒学“本位”对抗佛学这一特殊背景。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则表示，他在复旦大学开设《论语》课已近10次，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过，《大学》《中庸》课程也是如此。在张汝伦看来，对于四书，也不必纠结于所谓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因为书虽是古代的，但如钱穆所言，它们“乃古今之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