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教育部“红七条”（资料图）】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此类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常被我们用来描写和讴歌教师，教师本来既是受人尊崇的职业，又是被誉为道德典范的职业。在西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然而，近年频频曝光的一些教师有失师道尊严、甚至涉及违法犯罪的行为，让公众对教师这一职业所具有的神圣光环产生质疑。

　　为何行为“世范”成“失范”

　　近年来，有关部门屡屡下文，对师德建设“建章立制”，然而谩骂学生、公然索礼、微博炫耀节礼等荒唐事件仍时有发生，一些师德失守背后其实是法律和制度监管不力的问题。

　　开后门递“条子”，就能如愿以偿地将孩子送入名校;花点钱托关系，就能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保研资格……近年来，对学生价值观形成极为重要的高校老师行为“失范”，其实是一些老师利用手中不均衡的教育资源进行“寻租”。

　　——教学敷衍，兼职盖过“主业”。一些高校老师忙于“串场子”、乐于“找项目”，被吐槽“一流教授搞项目，二流教授搞教学”。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emba中心主任徐经长就因身兼6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被质疑。

　　——滥用资源，化身招生“掮客”。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学术不端，科研论文“变味”。2009年，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被开除出教师队伍;2012年，获得国际设计“红点奖”的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石元伍被爆出获奖作品是抄袭学生毕业设计;今年5月，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世友因多篇论文造假被学校解聘……

　　有专家指出：这些问题虽不是主流，但对整个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削弱了学校作为社会风尚引领者的角色地位，挑战教育的整体公信力，对于利用教师的资源进行寻租的现象，必须依法严惩。

　　师德规范须要去行政化

　　教育部10月9日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对招生考试徇私舞弊、索要和收受礼金礼券、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发生不正当关系等行为表示将予以严惩，并纳入师德督导评估制度。

　　看似及时，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教师的师德不好，是因为类似的考核惩治制度的缺失吗?如果不是，那么此类建章立制对师德风气的改善又有多大作用?近日，腾讯网发起了一项题为“你认为师德红线能阻止‘禽兽教师’吗?”的网络调查，五万多人参与调查，97%的人选择了不。

　　人们的不信任，起源于那些屡见不鲜的师德败坏事件，正是伴随于师德规范不断出台的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2011年12月、2013年5月、2014年1月，教育部等分别以教育法、《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形式不断规范教师行为，建立师德考核档案等。然而师德败坏事件并未因此而有明显改善。事实上，最新出现的副教授强吻女学生、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与12岁女生开房丑闻正是在“红七条”颁布之后的“顶风作案”。

　　可见，恶性师德败坏事件的频发不是奖惩、督导之类的制度之失，而是因为此类制度所不能决定之外的因素，比如当事人本人的基本品德素质缺失，或者，是用以规范行为的高压红线，如法制的缺失。

　　我市一位教育界人士说，“人的素质本就高低各异。低素质的人混进教师队伍，坏掉了整体清誉，偶发可理解，常有就说明选人用人制度存在重大漏洞。但是，面对既已组建的庞大教师队伍，如何设立真正高压红线，用法制而不是行政手段规范言行，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打破教师管理制度的行政化，将教师行业推向职业化，才能真正让写在纸上的师德规范落到实处。假如教师的考核、管理、晋升通道等都不再依赖行政手段，而是交给“市场”去评判，去选择，正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市场”会替代行政制度筛选出符合师德规范的教师，会褒奖情操高尚、言行笃信的好老师，也会毫不留情地剔除师德败坏的假老师，更不吝于将其扭送司法，锒铛入狱。”

　　守住师德红线要靠依法治校

　　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师德红线’从根本上说，只是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底线，而是提高教师师德的长效机制，不是加强师德考核，而在于在高校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让学校回归教育属性，让教师有教育和学术的尊严。

　　熊丙奇指出：“我国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问题，一是学校缺乏依法治校的氛围;二是行政治校导致教师群体急功近利，失去教育和学术理想，催生教育和学术不端。”因此针对高校“师德红线”中，提到的“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对学生实施性骚扰”，他说：“这些行为，不只是师德问题，而更是违法犯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

　　当谈到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问题，熊丙奇说：“真正提高教师师德的制度，是建设教师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交给全体教师，与此同时，学生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权利。”

　　而蒋建华表示：“学校的治理除了让学生参与进来，可以在高校的管理委员会中让家长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以加强对教师和学校的监督。”

　　在熊丙奇看来，高校师德长建设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让利益回避意识和原则，贯穿在整个大学治理中，是防止高校腐败和约束师德的有效方式。例如“鉴于校长拥有行政权，而行政权可以影响学校的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因此，从利益回避出发，学者担任行政职务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在校长卸任后，可重新选择从事学术研究。”他说。

　　清扫师德败坏的霾，我们不能等风来。可以说，“红七条”的出台十分必要。守住师德红线，长效机制是依法治校。学校需严格按照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清理校规中与法律冲突的条款;对于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的行为，一律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不能姑息迁就、为维护所谓的声誉而有报不查，让“红线”成为“遮丑”的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