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白鹿洞书院】

　　书院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联系。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不止，社会不宁，经济萧条，文教衰落，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多数人穷居草野，隐居读书讲学，于是私学暗兴，书院教育应运而生。

　　宋既统 一海内，战乱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读书就学，国家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但是，在宋初，朝廷还来不及兴学设教，无暇顾及文教事业，也没有充足的财政实力发展教育事业。 书院教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说：“是时末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就是说，宋初州县等地方官学尚未设立，包括书院在内的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乡党之学率先得到发展。

　　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也说：“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问其乡校，惟兖、颖二州有之，余无闻矣!”(《絜斋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说明宋初地方官学除兖州、颖州一带之外，大部分地区均未曾设立，学者大都集中在书院聚徒讲学，并且卓有成就。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得更为明确：“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朱熹是南宋人，他所说的“前代”包括了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庠序之教”是指地方官学;“择胜地，立精舍”正是创建书院讲学。就是说，唐末五代至宋初，由于官学未兴，读书士子无处就学读书，大批学者自创书院讲学，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得到官府的褒奖和赞许。

　　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吕东莱文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这里的“国初”正是指宋初。同时也说明，宋初刚刚摆脱了战乱之祸，学子就学读书之风日盛，但学校尚未及设立，于是学者在山林闲旷之地，自建书院，聚徒讲学。

　　宋初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急切需要和紧迫心情;另一方面也帮助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一批由民间或私人创建的书院便兴盛起来，官方因势利导，给予大力支持、资助和褒奖，进一步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书院。

　　宋初的著名书院有哪几所，历史上说法不一。综合各家之说，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末五代时为学者自建的读书讲学之地。

　　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在庐山读书，曾驯养 一只白鹿，日夜相随相伴。宝历年间(公元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出资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昇元年间(公元937—943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读书之用。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

　　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周述奉命知江州。因见庐山国学各方来学者日多，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供士子肄习。皇帝下诏，同意周述的请求，驿送印本“九经”，赐给白鹿洞。此时，庐山国学改名为白鹿国庠，并派明起为洞主，学徒达数十百人。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委派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明起离去后，“白鹿洞由是渐废”。

　　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曾经重加修缮，并塑孔子及十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直史馆孙冕因患病，请求退休辞官，归白鹿洞养老，获得朝廷恩准。但未至而身亡。直到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孙冕的儿子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间，供子弟居住和读书，并接待各地来学的士子，供给膳食，遂定名为白鹿洞书堂。当时曾知南康军的郭祥正撰《白鹿洞书堂记》一篇，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祥符初，直史馆孙冕以疾辞于朝，愿得白鹿洞以归老，诏从之。冕未返而卒。皇祐五年，其子礼部郎中琛即学之故址为屋，榜曰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四方之士来学者，亦给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