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新专栏】(文化访谈系列之六)

　　王国平：我在南怀瑾身边的所见所闻

　　——访《南怀瑾的最后100天》作者、著名青年作家王国平

　　著名青年作家王国平先生接受访谈(钟永新摄 2012年10月26日)

　　【人物简介】王国平，1976生，四川江油人。知名诗人、作家、青年学者。现居四川都江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都江堰：两个世纪的影像记录》、《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挽歌与颂辞》《琴歌》《南怀瑾的最后100天》等。作品曾入围全国鲁迅文学奖，荣获第十一届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四川文学奖等。2012年6月，应南怀瑾之邀，赴太湖大学堂为南先生做口述历史，正在创作《南怀瑾传》。

　　【阅读提示】

　　◆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机缘，所以南师描述他在四川是“见师就拜，逢人就学”，这决定了他在四川的学习经历是至关重要的。

　　◆ 我深切感受到南师不仅是大学者、大宗师，更是一位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老师。他可以教你怎样吃饭、怎样走路、怎样说话、怎样问好、怎样读书、怎样做人，小到站坐卧，大到儒释道，在他身边的每一天，我都学到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些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 我觉得，南师晚年之所以选择江南，并倾尽一生的智慧与力量，正是身体力行，以传延中国传统文化火种的生生不息。

　　学术交往使我获益匪浅

　　钟永新：王先生，您好，您的新著《南怀瑾的最后100天》推出后引发文化界许多关注和好评，作为南怀瑾生前邀请的唯一作传者，请问您是如何与南怀瑾老师结缘认识的?

　　王国平：我与南师最早结缘只能算是神交。1997年我毕业分配到四川都江机械厂，车间强负荷劳动带来的身体疲惫倒在其次，曾经的远大抱负理想，在冰凉的铁坯面前渐渐冷却，此时内心的彷徨空虚才是真正致命的痛苦。

　　为打发时间，我从同事那里借得册南师所著《金刚经说什么》，从此开始关注佛教与佛学，开始我还以为南师是古人，不存有遇见南师这个念头。

　　最近这些年，因为各种机缘，我跟许多比我大几十岁的著名学者如罗哲文、李绍明、王家祐、林向、谭继和、冯广宏、袁庭栋等成为忘年交，同时，与他们的学术交往让我获益匪浅且多意外收获。

　　比如2005年，我认识了著名道教学者王家祐先生。有一天，我们在都江堰南桥河边喝茶，他首先兴致很浓地背诵了两首四川前辈学者向楚先生的 “二黄二黄”诗词后，跟我说，他以前在都江堰灵岩书院读书时，曾看见一个青年也在山上，每天背把剑，在空地上习武。接着王先生顿了一下说：“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个人应该就是现在的南怀瑾。”

　　可能对别人来说，当时王家祐先生的话只是随口摆的龙门阵而已，听过就算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以前我是不敢关注南师，觉得他太遥远了。现在感觉距离一下拉近了，于是我开始四处收集南师和灵岩寺有关的资料。一查，南老师果然在都江堰居住过，并在此留下了一册重要著作《灵岩语屑》。另外，这次查询还有意外收获，我发现除了袁焕仙和南怀瑾，当时在灵岩寺活动的还有大批学者：冯友兰、钱宾四、潘重规、蒙文通、唐君毅、牟宗三、朱自清……可见灵岩寺虽小，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历史人文的堆积，文化高度早已超过了海拔高度。经过大概四年的资料整理，我完成了一篇关于袁焕仙与南怀瑾在灵岩山佛事活动2万字的随笔。

　　前面所述，仿佛与后面的结缘不大，实际极为密切，它们就像一根细不可见的线，把我与南师的相遇连在了一起，为此我曾感概说“世间最无敌者，非缘分莫属也!”

　　2011年9月2日，因为一次特殊机缘，我得以前往太湖大学堂拜访南师。分别时，我将文章《未进山门先一笑——1940年代袁焕仙与南怀瑾在灵岩山的佛事活动》交给南师，请他批评。我想，南师那么忙，也许不一定有时间看。没想到，十天后，收到太湖大学堂秘书室回信，原来老师不仅看了，而且指出了其中一些时间和事件上的错误，同时老师还评价我的文章：“写得文情并茂，引人入胜，大有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的味道。”我知道，这是老师对年轻后学的鼓励之词。

　　在我第二次拜访南师时，他提出，希望我有机会能在他身边呆一年，做他的口述，然后写成传记。

　　图为南怀瑾老师与王国平先生2011年9月2日在太湖大学堂的合影 (受访者提供)

　　“见师就拜、逢人就学”至关重要

　　钟永新：您在2011年写过一篇《南怀瑾：一个文人必须到过四川，一生才不会有遗憾》，对话精彩，记录详实，请问南怀瑾老师为何与四川有如此之深的情感渊源?蜀中的交往经历对南怀瑾文化思想的形成有何具体影响?

　　王国平：南师对四川非常有感情，这种情感已经超越一般地域情结，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刻入南师的骨子，融入南师的灵魂。我记得有次大家一起吃饭，南师回忆时又说起四川的好，有同学就打趣说：“老师对其他地方有好评，也有批评，唯独对四川，一直在说四川的好。”

　　这也许是跟南师早年的经历有关。1937年5月，南师怀揣着学习“剑仙”的梦想来到四川，至1947年离川，寓居四川达10年之久。这十年，南师在川生活可用八个字来形容“颠沛流离、多彩多姿” 。

　　抗战时期，南师有段时间是颠沛流离，吃了上顿没下顿。当时他寄住在一个寺庙里，庙里的和尚钱吉是四川彭州人，出家前很有才华，出家后钱吉的母亲就在寺庙里服侍他。南师寄住在庙里时得到这对母子的赠饭，所以南师一直很感谢这对母子，还为他们写了诗。

　　“多彩多姿”是南师特有的机缘所造成的。他18岁入川，当时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大量文化界人士，用他的话说，本来他只能仰视的大学者大作家大文人，现在都可以有机会做朋友了。

　　此外也为他的学习求知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比如很多入川避难的人带来了很多经书与资料。他在灵岩寺时，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郭本道把燕大图书馆的全套线装《道藏》搬到这里，南师曾回忆说“原来我看不到《道藏》，这次看到了，平时我们哪有机会看到那么多书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机缘，所以南师描述他在四川是“见师就拜，逢人就学”，这决定了他在四川的学习经历是至关重要的。

　　南师在川的各般经历则是“多彩多姿”的优美注脚。1939年秋，南师自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地方自卫团总指挥，这个队伍里有土匪、军阀和募兵，南老师也确实有这种才华，但他很快就警醒了，认为这条路不可为之，就放弃兵权，挂印而去。

　　其后，他在军校兼修并任教官。其间，还曾在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期服务社会大众。每逢假日，芒鞋竹杖遍游蜀中名山大川，拜师访友，终于1942年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灵岩寺结识一代禅门宗匠袁焕仙，成为“维摩精舍”首座弟子……

　　一个人对一个地方有感情，实际上对这个地方的人有感情。四川人的热情好客和关心帮助深深影响感染了南怀瑾，他在四川得到过很多人的照顾，比如钱吉、李宗吾、袁焕仙、传西法师、张怀恕等，所以南师经常说：“四川人非常讲义气，真痛快、真义气、真耿直，讲的袍哥大爷，讲的是：你哥子，我兄弟，你不吃，我怄气。四川人说话爱骂人，但是你骂他，他也会不生气。”我觉得，“你哥子，我兄弟，你不吃，我怄气”是四川人好客的最高境界，南师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怎能忘记四川?怎会忘记四川?

　　四川对南师的生活方式影响也很大。语言方面，他讲话时，经常听到四川方言从他的嘴里脱口而出，如“摆龙门阵”“格老子”“冲壳子”“龟儿子”“哥子”等。到了晚年，南师还能清楚记得四川抬滑竿的师傅报告路况的情形，如前面的师傅报一声：“天上一个亮。”后面的就说：“地下有个水凼凼。”意思就说前面路上有个水坑。

　　再比如饮食，十年在川生活，南师喜欢上了川菜，可谓“情有独钟”。他讲过，四川人好客、会吃。那时，有很多老朋友住在四川乡下。南师去看他们，主人就从鸡圈里逮只鸡，到鱼塘里抓条鱼，到田边地角摘豆荚、拔青菜、在磨子上推豆花……一会儿工夫就可以弄出一桌非常可口的饭菜来。南师晚年经常念叨的川菜有“熬(回)锅肉”“麻婆豆腐”“麻辣鸡丝”“豆瓣鲫鱼”“咸烧白”……他多次说过：“你们不知道，四川菜那个好吃哦，这么多年了，我很想念川菜，那个吃起来才叫过瘾哦!”我也曾为南师做过一次川菜，南师品尝后，觉得味道不错，夸奖说：“今天这顿饭真是吃得太过瘾啦，好吃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当然，南师情系四川的话题还有很多，比如他还会唱川戏等。

　　南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用终生

　　钟永新：2012年您应邀赴太湖大学堂为南怀瑾先生做口述史，这段问学南怀瑾经历弥足珍贵，请问在大学堂时期您有那些最有感触的交往感受?这对您的人生观念有何改变影响?

　　王国平：在太湖大学堂生活日久，特别是每晚大家一起吃饭交流，长随南师左右，对南师也了解越多，认识更深，仰之弥高。

　　南师十分谦虚，从没以大师自居。

　　在来太湖大学堂之前，我知道很多人称南怀瑾先生为国学大师、佛学大师、易学大师等，但是我来之后，我发觉所有人都称呼南怀瑾先生为“南老师”。不管是政府人士、学术领袖、各界名流、还是普通访者、学堂人员、学校学生，都恭敬地称他为“南老师”。我开始不理解，慢慢我发现，只有这个称呼最适合他。

　　我深切感受到南师不仅是大学者、大宗师，更是一位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老师。他可以教你怎样吃饭、怎样走路、怎样说话、怎样问好、怎样读书、怎样做人，小到站坐卧，大到儒释道。在他身边的每一天，我都学到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些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南师有次对我说：“国平啊，我这一辈子，没有一张文凭，没有一个好的学位，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和总结：‘一无是处、一事无成’。你来写传记可能要失望哦。”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南师对我这个晚学的失望。

　　南师非常细心，关心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这个比他小近60岁的人。记得有天下午，宏忍师打电话给我送药，我很惊讶，怎么会送药给我呢?原来是头天晚上南师看我气色不好，有点气虚，回房后亲自给我配好了药，让我调理。有一次，南师见我看书姿势不对，离书太近了，马上把一个矫正视力的仪器送给我，说让我养成看书的好姿势。

　　平时南师一直很忙，他总想抓紧时间向我口述他的故事，但当他每次忙完时，都已经半夜了，南师很想给我打电话，让我起来跟他一起“摆会儿龙门阵”，可是他不想影响我休息。虽然我每次都跟南师说“没得关系”。可是南师一次都没有半夜把我叫起来过，以后再也接不到老师的电话了。

　　图为太湖大学堂(资料图片)

　　钟永新：在您的书中多次提到晚年的南怀瑾对教育的反思与改良尝试，并记述了南先生和教育人士如朱清时、王红等的交流对话，能否谈谈南怀瑾的教育理念思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国平：关注南怀瑾的人士大多知道，早在很多年前，南师就清晰地认识到了教育亟须改进，他为之四处奔走，并用 “凡事我但尽心，成功不必在我”以表决心。因此，在建设太湖大学堂时，南师就决定将这里作为试验田，希望能为教育的健康发展找到一条路子。

　　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是一所小学住宿学校，校区绿草如茵、环境幽雅，所有校舍都采用最环保的建材，自然通风的设计，让小朋友在天然舒适的环境中成长学习。“体验式教育”为学校主要教学法，它以 “户外、环境教育”理念为基础，融合“系统思维”教学法，主要强调“开放式教育”，同时结合了南怀瑾人文融汇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南师将学校定位为“国际实验学校”，“国际”就是吸收国际教育经验，兼摄外文等国际文化。 “实验”什么呢?就是实验自己的教学创新方法。比如快乐教学。

　　孩子是家长的镜子。焦虑的家长造就了同样焦虑的孩子。世界不快乐，注定在这个世界中孩子们也不会快乐。南师曾说，家长们最大的毛病就是“将自己未达成的愿望，转嫁到子女身上，这个转嫁忽略了子女的能力、兴趣与性向”。所以不快乐的学习注定是病态的。那么快乐还需要训练吗?南师认为：在不快乐的社会，快乐的确需要训练。因此，南师希望将学校打造成一个快乐成长的“试验田”，主张学习靠自觉，并鼓励掌握做饭、习武和野营技巧，为自己的安全和生存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学校更重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责任感是另一项学习的要素。在实验班上，除班长、课代表外，还有秩序长、桌长、柜长、日期长和自省长，目的即在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自信心。此外，孩子们除了有责任感外，还必须要有爱心。

　　遗憾的是，南师还有很多教育理念、思考和创新没有来得及实验，他就离我们而去了。

　　让中华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里

　　钟永新：南怀瑾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中国文化泛言》是南先生一部重要文作，根据您对南怀瑾文化人生的亲历观察，您觉得南怀瑾晚年选择在江南坚守重续文化之根的意义何在?

　　王国平：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之所在，其悠久的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底蕴，密集的岁月遗存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决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传承与流播数千年的文脉犹如江南水乡的每一条河流，实际上早已渗入到了每个人的血脉里。

　　我觉得，南师晚年之所以选择江南，并倾尽一生的智慧与力量，正是身体力行，以传延中国传统文化火种的生生不息。

　　钟永新：作为四川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和文化学者，您同时亲历了都江堰当代文化事件的发展变革，南怀瑾先生当年也在都江堰市的灵岩寺修学成长，能否谈谈都江堰于中国的地理意义和文脉启示?

　　王国平：都江堰是什么?很多人把它看作一座水利工程，这没错。但是我以为，都江堰其实更是一个文化工程。

　　很多时候，我们谈都江堰以为仅是市区内的渠首工程：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其实都江堰还包括内江总干渠、江安河、杨柳河等19条渠系， 37条干渠、分干渠60条、支渠272条、斗渠2848条、农渠34868条……涉及幅员面积达21700平方公里，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渗透着都江堰的水系。

　　无论从地理意义还是从文化启示上来考量，都江堰在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中都具有难以比拟、不可复制和无法超越的多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位于岷江中游的都江堰不仅是成都城市发展的摇篮，而且还是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原动力源泉。

　　在都江堰的滋润泽被下，“天府之国”四川在每个时代都会孕育出一批震惊寰宇、影响时代的文化精英，如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张大千、郭沫若等。同时，千百年来，历代入蜀的多少领袖伟人、名流高道、骚人墨客等也纷纷把都江堰作为他们的文化高地，在这里留下无数文化印记，从而成就了他们的精彩乐章。

　　【访谈手记】近年因见南怀瑾 “文人需到四川才无遗憾”之文，方关注到彼时南先生尚健在，并居太湖之滨庙港办学，后结识四川青年诗人王国平，言其正在南先生身边做口述，遗憾因南怀瑾去世未能全部完成。今得阅王国平新著《南怀瑾的最后100天》，描述了他在南怀瑾老师身边的所见所闻，话题亲切自然，文笔真情流畅，从中大体可见晚年南先生的风采风貌与关怀忧思，经几度交流成此稿，谨以致敬与追忆。

　　注：本文2014年4月29日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