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专栏】我在南师所边所见所闻|一百年来春梦痕

　　【图语：南怀瑾先生】

　　一

　　从7月30日至8月1日，南师连续三个晚上跟我们讲“中国百年社会发展的七个突变”，彻底颠覆了我的历史知识。

　　南师在讲课中，多次以我和朱清时先生举例，讲课形式多样，生动有趣，并不断地说：“你可以问问题，问你想问的问题。”

　　南师多次说：“中国一百年来，误就误在七个突变上。”

　　南师说，在讲之前，我先谈谈“易经变数与社会变革”。

　　二

　　关于易经变数与社会变革，南师如是说：

　　孟子讲过一句话，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过去在台湾时，陈立夫办孔孟学会请我讲，从周公以下到孔子，五百年一个阶段，五百年一个阶段，到现在已经第七个五百年了，中国文化的演变，这是历史人文发展的一个唯时史观。唯时史观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以中国文化讲，唯时史观是自然发展规律。

　　唯时史观在中国，谁最先提出来?孔子。

　　大家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人提过。

　　这是孔子在写《易经》序言的时候提出来的，易经有十翼，中间有两篇序言《系辞上下传》，这个序讲什么呢?讲宇宙的发生，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每卦演八变，八八六十四卦，为什么要这样排列?一个方，一个圆的?这跟物理和宇宙论都有关系了，这是本体论。孔子在《序传》中，讲八八六十四卦的秩序，为什么会这样排列呢?这个你们不会背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一卦一卦地排列下来。为什么是乾卦、坤卦、震卦?所以他写序卦，六十四卦排列的秩序，是讲地球的物理变化，也是讲人文的变化。上经的三十卦的序言讲人文社会发展的演变和轮回，必然这样变，不是偶然，不是假设。如果讲科学，这是科学的必然，上经的三十卦代号(就是秩序)，物理的道理也一样，物理的发展，声光电都一样，声学、光学、电学、化学等莫不如此。下经三十四卦就讲生命，讲人生，有男，有女，有阴，有阳，有万物。由男女生命变成家庭，变成人生，子子孙孙，生命的轮转变化。

　　《易经》这本书为什么叫“易经”呢?

　　它有三个内涵：一、变易;二、交易;三、简易。《易经》这三易的变化，讲人文、物理的世界，基本的物理变化，一定变，地球的发展随时随地在变、分秒必变，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后来佛祖释迦牟尼提出来一个名字，叫“无常”，地球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没有不变就叫无常，就是必变。

　　变易的中间有交易，叫互变。内有变易就有互变。这个原理看起来简单，学问却高深无比。

　　然后明白了，悟道了，得道了，就是简易，简单明了，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后来中国人有句土话叫容易。知道变通，就是知道变化，应用变化。

　　讲到唯时史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渐变和突变。

　　比如你问我悟道是顿悟还是渐修的。那么这个顿悟，就是突变;那渐修呢，就是渐变。

　　突变一定是由渐变来的，渐变要有成就，一定是突变的。

　　比如拿锯子锯木头，一下一下地锯，是渐变;最后一锯把木头锯断了，就是突变。又比如你写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就是渐变;当你完成一段或者一章时，你就实现了突变。

　　没有渐变就没有突变。渐变是因，突变是果。

　　一般人认为顿悟不需要修出来，不对!一定要“渐修”修持到家才能“顿悟”。修持到家而不能顿悟，前面的努力就没有结果。

　　三

　　南师说：“讲完了易经的变数，你才知道，社会变革是怎么回事。依我看啊，中国的命运，推翻满清到现在，101年了，我今年95岁了。我们现在来谈，推翻满清至今中国一百年的问题就出在这七个突变上。我们先讲第一个突变。”

　　南师用了三个小时，讲第一个突变。

　　(一)

　　我们国家从满清末年，从同治、光绪期间开始思变，当时的形势是不得不变、非变不可。我们国家开始变化在同治时期，那个时候有个机构叫同文馆，就开始翻译西方的东西，同译文化。现在大陆和台湾还有编译馆(局)，但西方文化并没有介绍过来多少。

　　因为中国人的翻译都是“二手货”。比如“科学”，我们把它翻译为“格物致知”。又比如“经济学”，我们翻译为“经纶济世之学”。

　　中西文化的交流，可以用晚唐诗人司空图写的《河湟有感》一诗来比喻：“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第一个突变的渐变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因此，从同、光开始，就开始思变，当然中间又发生了太平天国、维新变法、康梁事件、保路运动，南方人开始抬头了。

　　(二)

　　孙中山也跟洪秀全一样，接受了西方文化，起来革命。

　　他是香港学西医的一个医生出身。一个人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杆枪也没有，一颗子弹也没有，一个党羽也没有，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在闹革命。

　　自古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并通电全国。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二十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

　　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促成和影响了武昌起义的提前爆发，点燃了推翻满清的导火索。

　　第一个突变要开始发生了。

　　清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当时还在海外，到处流浪。美国人不理，英国人也没有帮忙，突然出现“武昌起义”。突然!可以说是一枪走火了，“啪”，打响了，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第一个突变。措手不及。

　　现在该选总统了，总统选谁啊?全国上下都是空的。因为孙中山当时还没有回国，他还不知道“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时地方带兵的是黎元洪，躲着不敢出来，从床底下拖出来的，大家只好让他来做临时大总统。这就好比一个暴发户，一毛钱没有，突然到上海做起大老板来了。当时，黎元洪躲在床底下，一身发抖。不肯干，这个临时大总统太靠不住了。

　　所以，孙中山赶回来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只好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注意啊，这是临时大总统，不是全国的，也不是代表国民党。一个突变误了中国了。

　　(三)

　　孙中山呢?口诛笔伐，一本《三民主义》，再加上《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就像南北两个政府一样，还没有协商好，乱七八糟。这个时候列宁还没有回到俄国，还没有苏联。这是一个突变。

　　然后孙中山又到北京，与袁世凯商量，临时大总统退位，请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共同商量国号为“中华民国”，为突出共和，那个时候的国旗是五色国旗，五个颜色：红、黄、蓝、白、黑，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体现五族共和。

　　袁世凯是侥幸得天下，华盛顿也是侥幸得天下的。

　　我们乡下人有个古话：“李闯王打天下，顺治皇帝端热锅。”李闯王打了天下，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死了，明朝三百年天下就这样一个突变结束。结果孤儿寡妇——清朝孝庄皇后带着十几岁的顺治皇帝和几十万人入关，顺治皇帝端了热锅，把明朝的热锅端走了。不过，他很不错，进京后，大礼祭拜崇祯皇帝。

　　袁世凯命不好，假如他没有野心，不去听儿子的话，当那个皇帝，就真的变成美国的华盛顿了。偏偏袁世凯糊涂呐，受大儿子的影响，要做皇帝。于是，麻烦来了，就有蔡锷从北京回到云南，出兵讨伐，提出“护法运动”，保护宪法!

　　袁世凯才知道上了别人的当。已经宣布了叫什么“洪宪元年”，这可好，还不到一百天，吐血而死。

　　(四)

　　袁世凯一死之后，天下就跟着乱了，他的学生、徒弟、保定系统的、北洋系统的等等，开始了军阀割据。民国初年至1927年换了好多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从孙中山到张作霖，17年15个总统，都很短命。闹了很多年，闹得一塌糊涂。

　　实际上这段时间，北京在干什么呢?在闹一个问题，一百年都没有搞清楚。一个民主的国家，推翻了帝制，这几个总统换来换去，都是短命的，都是光杆总统，经费哪里来?都靠借外债，借来干什么，收买国会的议员，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立法院啊，只有议会。议员都是中国满清的遗老，乃至革命党的名宿，待遇都很高。

　　那个时候待遇高到什么程度，当时大学名教授一个礼拜上课不到六个钟头，工资是300—400个银元，公务员大概是200—300个银元，部长阶级的200—300个银元，在四川、浙江、江苏，农村最好的是水田，沃土啊，一亩水田才不到100个银元。

　　那么借外债干什么?收买议员。讲个花边消息给你听。这些议员在北京舒服得很啊，常在妓院里吃花酒。就像现在的应酬啊，老板动不动就请吃几万元一桌的大餐，全国每年多少万啊，心痛!当年就这样，有什么心痛啊?记得当时批评现实的一首诗这样写道：“燕市谁收骏骨才，昭王爱士亦堪哀。缠头一掷中人产，浪筑黄金作债台。”春秋战国时期的燕王，想体制改革，振兴国家，就要招贤纳士，他问手下的谋士：“谁是人才啊?”谋士郭隗告诉他：“燕王，你要招揽天下人才，古时候有千金市马骨，用一千斤黄金，来买一匹千里马的骨头，把它供养起来，全国老百姓看见了，真的千里马就会来。”当时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靠借外债，来收买那些满清遗老、革命党名宿担任议员。

　　整首诗说，燕市谁来收买千里马的骨头呢?昭王热爱人才的故事也非常悲哀。每次去妓院吃花酒，一吃几十万，缠头就是给妓女的小费——给你梳头用的，吃花酒时赏赐给一个妓女的小费就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的财产。这些钱哪里来?都是向外国人借来的。

　　(五)

　　袁世凯下台后，孙中山已经铩羽而归，回到广东。

　　此时，全国各地的军阀，就延续了以前的 “单枪匹马，割据城池”，占住地盘。哪个要做总统?不知道，等候机会吧。这就分封割据了。

　　这个时候的国家之乱，各路英雄，霸占一方，比《三国演义》，比《东周列国志》都还要热闹。四川一省的军阀各自霸占一方，刘湘还没有出来，第一个督军是尹昌衡，云南的督军是唐继尧，山西的督军是阎锡山，广东的陈炯明，广西的李宗仁，西北有马步芳，东北有张作霖，湖北、湖南、中原是吴佩孚，山东是张宗昌……当时四川最乱，军阀混战，把规规矩矩的老百姓的税已经收到了民国一百年后，从来没有这么乱。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躲在广州，谁也不想理他，名义上谁都是国民党。这个时候太乱了。中国当时的故事，都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里面转。这些军阀都是侥幸，时势造英雄。

　　(六)

　　这个时候天下之乱，全国上下都知道乱，可是国民经济依然稳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安定。这一点，很奇怪啊。

　　当时，全国通用的银元都是袁世凯的头像，叫作“袁大头”。你看中国，满清买鸦片，跟外国赔钱又赔了那么多，还是很富有啊。那个时候，一块大洋，可以换10角或者12角，一角可以换30个铜板，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鸡蛋，铜板下面还有铜钱，方孔的，作分用。

　　那个时候，教授们出门，一个黄包车，人工拉的，脚下一个铃子，看见前面有人了，拉一下，“丁零零”，别人一看：“哦，教授来了。”两边赶紧让开，气派、威风之大，这个气派不是官府给的，是大家对老师的尊重。

　　所以当时的中华民国，是政治上乱成一锅粥，社会经济却相对稳定和平静，老百姓日子相对比较安定。

　　(七)

　　到了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列宁回到俄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以俄国为主的、周边这些小国联合起来的苏维埃联邦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一看，彻底傻眼了。

　　列宁和孙中山本来都曾在国外流亡。两个人虽然未曾见过面，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交往，成了朋友。后来孙中山在没枪、没钱、没人的情况下，口诛笔伐，把满清推翻了。

　　列宁比孙中山的革命成功还迟了几年，可他的威风大啊，五年一计划，五年一计划，国家发展得非常快，这下中国更乱了。

　　(八)

　　推翻满清已经六年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也下台了，中华民国影子都没有了，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府，他还是一无所有。可怜的号称国民政府，变成屈居广东的一个小政府了。没有地盘，广东是陈炯明的地盘，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在广东站得住吗?站不住!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为了征收商税的问题，跟孙中山因为钱的事，闹翻了，炮轰大元帅府，叛变了革命。

　　(九)

　　怎么才能了解国民党，我认为，你彻底了解了太平天国，你就了解了国民党。

　　为什么呢?太平天国是广西人起义，统统是广西人，太平天国起义之地金田就是广西桂平的地方，所以太平天国的首领全是说广西话的，广西话与广东话不一样。后来，太平天国打到了南京，建立了政权，上下左右统统是广西话，连与广西相邻的广东话都插不进去，外省人更插不进去。

　　说简单点，太平天国它就是一个说广西话，只有广西人参与的小集团，怎么能够成大事啊。

　　所以，太平天国非失败不可，它怎么统一中国啊?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大元帅府也一样，以广东人为主，又是另一个说广东话的太平天国。所以，蒋介石跟着孙中山，加上后来的毛泽东，都很受气的啊，他们都不是广东人啊，不是广东人，都进不了他们的那个核心圈子。

　　文化的统一包括文字和语言的统一。中国文字统一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功劳太大了。而语言统一，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直到最近这一百年来，准确地说是五十年来，再说近点是最近三十年，语言才慢慢统一。这也是历史文化的关键所在。方言保留可以，对研究历史也有帮助，但是必须有全国统一通行的语言。

　　(十)

　　民国初年至五四(1919年)以前，中国为北洋军阀时期，大家都没有注意，袁世凯本来可以做一个开国总统。他偏要做皇帝，结果垮了。后面换了几个总统，都很短命，下去了。

　　那个时候，要议会来支持好的总统，因此，几位总统是谁，已经不重要了。这些议员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笼统地归纳为前清遗老、少量民主人士和革命党的名宿。

　　早在袁世凯时期，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全部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受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个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公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1919年，徐世昌做总统时期，在巴黎和会上，以陆徵祥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外交失败，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五四运动就这样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13所学校的学生闹起来了。那个时候，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又懂政治，又懂法律，毕业出来都是要做大官的。

　　学生们开始游行，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所以说，五四运动是因为签订卖国条约和外交失败，丧权辱国等事件引发的，不是为文化而起的，完全搞错了。

　　这时候，北大是蔡元培做校长，我现在讲真话，他也有问题。蔡元培留学欧洲，像他和鲁迅都是绍兴人，都是师爷传统。其余的如陈独秀等是安徽人。蔡元培当时学的是美学，因革命党推荐，就做了校长，然后起用年轻人，比如胡适之，二十多岁，从美国回来，美国人有意培养他来把中国文化搞坏，当然北大老的文化与新的文化斗争这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陆徵祥这段故事，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那时四川的知识分子，被四川的军阀困住，还没有闹出川呢。浙江人看四川人就是“篓里的螃蟹”。装在鱼篓里，自己在咬自己，把自己的膀子都咬断了，这么一个局面。

　　古时候有两句话，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当时四川还关起夔门在乱，是“群雄割据，逐鹿成都”。抗战之前，我进四川的时候，看到路上很多死人，很多都是饿死的。我问：“四川是这么富饶的天府之国，怎么回事呢?”四川人说：“你不知道呢?中华民国一百年的税都收了，都收光了。”

　　(十一)

　　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发生的，此时中华民国成立八年了，却连政体都没有搞清楚，必然形成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的局面。

　　中国推翻满清，依然没有建立一个合乎社会发展的政体，究竟一个国家的总统与内阁的权力怎样安排才合适?立法、司法、行政系统都没有真正建立好。所以，中华民国这几个总统都是虚的，大家没有注意这个体制啊。

　　蒋介石北伐以后，国民党还是没有建立好体制，行政院院长一直是蒋的人当权，如果不是蒋的人，行政院的权力就还在蒋的手上。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就是君权与相权之争。皇权是君权，专制的，宰相是行政院、国务院，代表人民。

　　美国现在，勉强说君权和相权分离的，也有问题，三权分立，天天闹。

　　(十二)

　　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国内文化界也没有多少人，鲁迅这些是北大后来起来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找不到出路，认为我们民族没有办法，抵不住英、美、德、法、日等列强的船坚炮利。西方列强想分吃中国土地。当时中国人都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吓住了，我们的科技水平又不够，没有办法改造，因此，只有派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文化上，很多海归的知识分子也归国了，蔡元培就起用了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胡适受美国人洗脑，提倡白话运动，否定中国文化，甚至有人说要取消中国方块字，通通改用罗马拼音。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南方的，比如老的有严复、辜鸿铭等。当时有很多人都不赞成白话。胡适提倡白话，当然这也不全部是罪过，文言文不易普及，白话容易普及啊，但是他们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切断了中华文明的根，那么到今天，我们的教育还很难。这个时候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年轻人——梁漱溟，他就主张乡村自治，这个不简单呢。

　　思想上，年轻的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看到苏联革命如此快，联合周围小国家，创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国孙中山闹革命，还站不起来。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小职员，17元一个月。蔡元培辞职走了之后，革命党接着派蒋梦麟到北大做校长。

　　(十三)

　　正当革命军政府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时，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向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使孙中山深受感动。他最终下定决心走与苏俄结盟的道路。

　　孙中山看到这一点，想一想，当年列宁跟我一样流亡海外，四处落难，现在他建国这么快，这么统一，这么成功，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快完成了。

　　于是孙中山派遣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因此，第一个懂苏联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来到苏联，会见列宁、斯大林等，三个月后回来报告孙中山：“苏联共产党有野心，跟列强，跟其他帝国主义一样，会吃中国，安全靠不住，不能合作……但是苏联答应，跟我们合作，给我们送来了枪，送来了子弹，我要办黄埔军校，必须办……”

　　当时蒋介石认为，苏维埃是专制的政权，俄共掌权一旦坚固强盛的时候，它的沙俄时代的政治野心就会复活，对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就不堪设想，蒋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在我没有到苏联之前，我仍十分相信俄国共产党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和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后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了，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然可以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但绝不会达到国家独立自由之目的，更感觉到苏俄所谓的世界革命的策略和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独立自由将更危险。”

　　(十四)

　　孙中山看了国民党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散漫之极，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成功。于是，孙中山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

　　他采用青红帮的袍哥制度改组国民党，赌咒，不是后来的宣誓，而是很严重的赌咒，完全照青红帮的制度。当时，国民党的大将黄兴、陈其美跟着孙中山到广州建立大元帅府，黄兴就极力反对：“这个是政党啊?(不是黑社会)，不能这样干!”

　　他们内部也开始闹意见了。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做出的另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容共，同意容共。这个时候，毛泽东到了广东，孙中山这个大元帅府也变成了国民党党部，共产党员也可以进入，当时就叫“容共”。

　　所以黄埔一开始就是容共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就做的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现在大学不是也有书记嘛，当时，黄埔军校也有党代表，就是廖仲恺，蒋介石任校长。当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有两个学会，一个是三民主义学会，一个是共产主义学会。第一期学生几个月毕业?六个月就毕业了，就带兵打仗，做将领了。学生来源呢?对外讲的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呢，大多是小学毕业，很多都是学徒。

　　(十五)

　　这个时候，又一个侥幸的机会来了。

　　1923年孙中山在滇桂粤各军的支持下再次回广东执政，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并就大元帅职。他将各军一律改称“讨贼军”，将在粤的外省部队编为国防军，直属大元帅指挥，归附帅府的粤军编为地方军。待平定沈鸿英及再平陈炯明后，又将讨贼军改称建国军，并加委了建国粤、滇、桂、湘、赣、鄂、川、山陕、奉等军总司令，其中只有粤、滇、桂、湘等军尚可使用，内部编制以师、旅为主。其余各军或规模很小，甚至只有空架子，或在远域他省，远水解不了近渴。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见面，商讨国家政体问题。他刚抵北京后即开始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进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晚期，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死在北京。

　　接下来，国民党内部不断发生摩擦，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争权夺利。那时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候补委员。

　　早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就决定了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兵分两路，开始率军北伐。北伐有两个口号：对外是“打倒列强”，对内是“打倒军阀”。当时附带的口号也喊“打倒日本”“打倒士绅”。

　　记得我们小时候，也唱过“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有一首儿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还有一首歌是：“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北伐。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萧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

　　北伐军队一路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直进湖北，直达中州，攻打吴佩孚。

　　这时候军阀最大的力量是直系，跟张作霖的奉系正在争夺北方。当时康有为就说过：“八方风雨会中州。”

　　一路由蒋介石自己领兵，经过福建，攻打南昌，直逼上海。当时北伐的形态是从两边包抄打过来。

　　国民政府以广东及广西为基地，先后击败以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为主力的北洋军阀，之后取得原属北洋军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加入，最后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外，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效忠而宣告成功。由国民革命军北进讨伐北洋政府的战争，使得中国大陆统一在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国民政府旗下。

　　国民党由此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我们讲第一个侥幸，就是第一个突变，正好有一个民谣可以用上，它是这样唱的：“满天的月亮一颗星，满地的将军一个兵。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人多心不平。”

　　讲完后，南师说：“这就是第一个突变 ，然后呢，我就出生了。”

　　朱清时说：“南师在讲他出生的社会环境。”

　　这可能是南师最后一次花费三个晚上，约四个小时的时间讲中国历史问题了。

　　(王国平：1976年生，诗人、作家。四川江油人。著有人文地理随笔《都江堰——比长城更伟大的工程》《都江堰：两个世纪的影像记录》，大型访谈录《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诗集《挽歌与颂辞》《琴歌》等。作品曾入围全国鲁迅文学奖，荣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文学奖等。现居四川都江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省委员会委员。本文经作者最后修订，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