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孝经》(局部)，唐代诗人、书法家贺知章所书】

　　孝道文化以血缘、亲情为研究对象，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孝与忠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渗透到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人民以纯朴真美的行孝方式，演绎了无数感人至深的孝行典故。

　　自古以来，孝道文化在和睦家庭、凝聚家族、纯化民风、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运用辩证、发展和历史的观点，重新审视、开发、创新和利用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仍然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一、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

　　孝道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孝”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卜辞中，不过是一个作地名，一个作人名。关于“孝”字，《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康熙字典》将“孝”列入“子部”，意为孝是子女们应做的事。《说文》中又记“孝”字“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个字的组成是一个老人在庇护着一个孩子，也可解释为老人拉扯子女长大，或是子女在下面搀扶着父母。

　　孝观念的产生应在父系社会、父权制确立后，国家出现之前。其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一夫一妻制个体婚姻的确立，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这个时间大约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后期，也是原始社会的后期。传说中的伏羲、炎帝、黄帝距今约5000年，传说中的尧舜禹距今4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孝子就是舜。可见在我国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孝的观念。

　　尧舜禹之后是夏商周。夏商周是我国的奴隶社会。

　　据考证，夏代已有祭祀祖先的宗庙。《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自己吃的穿的很差，但祭祀祖先的祭品却十分丰盛。夏三世太康失位，其子少康通过斗争又夺得了王位，继续夏的统治，恢复了祖业。这种恢复本家族统治的做法，正是继承祖业“孝”的表现。

　　到了商代，有了文字记载的依据。当时孝的内容有“享孝”和“追孝”两种。“享孝”是在现实生活中奉养父母;“追孝”则是用祭祀的形式体现对死去的祖先尽孝道。甲骨文中记载商代祭祀祖先的例子很多，目的多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对后人的保护。

　　西周时期，已明确出现了孝的观念。

　　《逸周书》的“宝典解？第二十九”，记载周文王对周公旦谈到“九德”，其中就有“孝子畏哉，乃不乱谋”的语句;“官人解？第五十八”章中，周公旦说到鉴别人的品德，可从父子关系方面着眼，“父子之间观其孝慈”。

　　在早期典籍《易经》、《尚书》和《诗经》里，都有关于孝的论述，孝的观念在当时已很流行。《尚书？酒诰》中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意思是，在农闲的时候，用牛车载着商品，去远处的地方进行贸易，用来孝敬赡养父母，让父母高兴。《诗经》里的《大雅？下武》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意思是说，武王伐纣，是法则三后(太王、王季、文王)的孝行。孝就是法则先祖，就是按先祖意思办事。《大雅？既醉》也表现了相同的意思。诗中说：“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意为成王的臣下有孝子、孝行，对于这种孝子及其孝行，要在王朝中转相教导，加以宣扬，使人们效法。从武王时所说的孝指法则先人，到成王时对于孝子、孝行的褒扬并加以转相教导，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对于先人和父辈加以敬养、侍奉的理念及其行为方式准则，孝已经有了明确的内涵。

　　春秋以来，西周形成的孝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政治、思想面貌的《左传》、《国语》里，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关于孝的思想。如季文子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不仅把孝与忠联系起来，作为吉德的内涵，而且提出了“孝敬”，以丰富孝的观念。《国语》亦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晋语一》)。由孝的观念演化为孝道，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的孝的思想，提出了系统的孝文化观和关于孝的行为规范原则。他把养亲与敬亲结合起来，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以敬把人与犬马之养区别开来，敬亲是人所独有的。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论语？学而》)，把弟子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作为仁与礼的规范要求，并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孔子虽未完全否定周代祖先崇拜的古老传统，但其着力点在于重视人事。因而孔子重视孝的现实人伦道德意义，重视孝作为家庭道德的伦理内涵，使“善事父母”这一伦理规范意义的孝完全凸显出来。

　　孟子强调孝子不仅要养亲，而且要尊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把尊亲与养亲相结合，更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荀子则在孝道中强调道义的原则，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认为人们不仅要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外出尊敬年长的人，对上顺从，对下诚恳，而且在君臣、父子关系中，要贯彻道和义的精神，这体现了孝的大义。

　　身体力行孔子的孝道并有所发展的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曾参。曾子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提出“夫孝，天下之大经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孔子的指导下，曾子撰写了《孝经》。这部书以孔子与曾子问答的方式阐发孝治思想，被后世奉为行孝经典。《孝经》以孔子思想为本，在承继以往丰富的孝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将其系统化并加以综合发展，集先前孝道文化之大成。《孝经》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孝经》中所反映的忠孝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所提倡的养老、敬老、尊老、亲老、送老思想，也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孝道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即：养亲、敬亲、顺亲、礼亲、谏亲、光亲。

　　(一)养亲。即子女对父母在生活的赡养，是孝的最起码的要求。这应有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的责任，使其安度晚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可知子女养亲是孝的最低标准。孔子回答子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有事情，年轻人去做;有酒食，父兄先享用。二是尽力为父母做事，满足父母的要求。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是说一个人的力量有大有小，对待父母要使出全部力量来，这就是恪守孝道。三是守候在父母身边。“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守候在父母身边，是为了更好地尽子女之责。四是关心父母身体健康。孟武伯问孝时，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听说父母生病了，子女心中增添忧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喜的是父母已经这么高龄了，惧的是高龄以后便离死亡越来越近。

　　(二)敬亲。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对父母在生活上奉养，是最起码的条件，还要在人格上对其尊重，思想上令其满足，才能使其健康长寿。《礼记？祭义》曰：“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曲礼》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当子游向孔子问孝时，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对家内的动物要养，对父母也要养，两者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敬”。孔子对于尊敬父母的要求作出如此尖锐的比喻，可见对此事的重视非同一般。孔子还说：“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把是否“敬”父母作为君子、小人的分界线。子夏问孝时，孔子就说过“色难”，是说能和言悦色地对待父母，是不容易的。曾子说过，“孝子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礼记？内则》)，不仅要养老，还要使父母心情快乐，不违背父母的意愿。

　　(三)顺亲。人们常说“孝顺”父母，“顺”就是顺从父母的意志，遵循他们的意愿，按他们的要求行事。《论语》记“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孔子还说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进一步强调子女的意愿始终要和父母一致，不能轻易改变和违背。孟子则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可见其对顺从亲志的重视程度。曾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更为具体，他说：“父母生之，字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都是讲要尊重父母的意愿，对父母要顺从。《中庸》中对顺父母的行为总结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清楚地说做子女的应该顺从父母。但孔子、孟子等的顺亲观点并非说应该盲从，愚孝盲从是从汉代开始到宋明时期发展到顶点的。宋明时期，形成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愚忠愚孝的观念。据《孝经》载，曾子问孔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又说：“从父之命，又焉得其孝乎?”可见，孔子讲的顺亲并非盲目地顺从。

　　(四)礼亲。即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周礼)来对待父母，这就把孝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论语》及《孟子》中均引用孔子告诫弟子们的话：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的礼即指周礼。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是葬之以周礼，“追远”是祭之以周礼。当时周礼规定得十分繁琐，“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所不用其礼。依周礼的标准来孝敬父母，是最重要的事。《礼记？曾子问》载：“曾子问曰：‘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曰：‘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意思是，曾子问孔子：“如果国君死去，殡了起来，又赶上父母之丧，应该如何对待呢?”孔子回答说：可以先在家里为父母守孝。一旦国君那里有事，就要立即前去，早晚守候在国君那里。就是说，国事大于家事，国丧大于家丧，依此对待父母也是尽孝。

　　(五)谏亲。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误，为子者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孝经？谏诤章》假托“曾子问”之名，以孔子之口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段话是说，地位越高，敢于谏诤的争臣越重要。家庭中对于一家之长的父亲来说，有争子就可避免身陷于不义。做子女的，明明看着父辈不对，却盲目服从，不去谏诤，“又焉得为孝乎”?《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主张子女对父母的过错应反复婉言劝其改正，如果父母仍然执迷不悟，子女也不应生出怨恨之心，要依然敬重他们。《礼记？内则》中记载了“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的说法，虽然要注重方式方法，但在关系到违反社会公论的大是大非面前，即使父母再不高兴也得极力劝阻。对此曾子亦主张：“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如果父母不听劝阻，子女不可从婉言相劝上升为争辩，应把父母过错归于自己，以思弥补父母之过，而且不可违逆父母的意愿。

　　(六)光亲。儒家的人生观主张人生在世要积极入世，对社会作出贡献。一个人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只要做出成绩来，便可以“扬名声，显父母”。《孝经》论孝有三个层次：奉养父母是最低要求，再进一步是“弗辱”，子女不要给父母带来侮辱，一个人做了坏事，连累了父母，乃是最大的不孝，即孔子所说的“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亲”(《论语？颜渊》)。《孝经》中所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是把子女建功立业为父母争光，光宗耀祖，放到孝的最高水平来看待。正因如此，人们凡做一件大事，都考虑到“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上及祖宗、父母，下及子孙后代，对整个家族有很大影响的事情。

　　三、历代统治者的以孝治天下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礼记？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着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于家、乡、国、朝之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逐步受到更大范围人们的尊敬。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行养老礼仪。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视察学校，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在地方，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后，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汉王朝开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开始直接服从于“父为子纲”、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