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领导干部的孝道观】

　　孝，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有极高的地位，被看作“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它不仅具有崇拜祖先、敬重宗祖的人文宗教意义，还具有珍惜生命、延续生命的哲学意蕴。孝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和实践起点，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也是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的核心和根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发生了重要影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九个字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新要求，为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在传统孝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冲击的现代社会，在传统孝文化的批判过程中，使孝文化中的合理内容遭到了抛弃的当前时代，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九字”方针，必须使新时期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孝道观，理清领导干部孝道观的特殊内涵和外延，这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意义的孝道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可称为“孝的文化”。这种由一代代炎黄子孙沿袭而成的子女、晚辈对父母、前辈的赡养、尊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复合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内化于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心灵深处，其表征着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行为规范、道德生活乃至礼仪、风俗习惯等。孝的观念能够形成绵绵流长的民族文化，足见其文化的生命力，是值得重视的文化命脉。中国传统的孝道原是以家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传统孝道是家庭对老年人赡养的职责与义务

　　任何民族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财富的产生，都曾与其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血亲关系是最牢固的纽带。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态，这种具有血缘化农耕性的封闭式家庭生产生活方式，使古代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都主要依靠家庭这一载体来完成，而以家族为中心的生存状态，必然地要构成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在中国，祖孙三代以上共居的家庭结构，占中国传统家庭总量的绝大多数。在数代同堂的家庭中，老年人退出劳动生产、完成劳动经验的传授和家庭财富的代际交接后，终身同子孙生活在一起，接受后代的赡养。如果子孙另立门户不养老人，则为社会道德和法律所不容。自唐以后直到清代的法律，对于别籍异财、供养有缺的，都视作犯罪行为。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养儿待老，积谷防饥”的民谚。这一“孝道”思想，在长期演进中，转化成了中国文化关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准则。孝道中强调对父母的赡养，其中包括养亲与敬亲两个方面，敬亲是子女对父母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内在亲情的道德要求，体现了人的文明和教养程度。

　　2.传统孝道是维系家庭管理秩序的手段

　　《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因为修身齐家在于孝。按传统的思想，人欲齐家，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行其孝。《礼记？大学》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如何才能“修其身”呢?《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说：“治身莫大于孝”。孝不仅有利于维持家长掌控家庭生产经营，使家庭技艺能够薪火相传。同时，孝之养亲、尊亲、敬亲等观点对于家庭治理，尤其是对于维护复合型大家庭的秩序，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孝是“齐家之宝”;孝可以治家，可以给家庭带来平安幸福。

　　3.传统孝道乃为官问政之前提

　　《礼记》中指出：“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在“孝治天下”思想影响下，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汉代就把孝德修养的原则引入朝廷官员选拔制度和官场人事制度中，把孝廉作为举荐入仕的重要科目，形成了一系列完备的以孝选拔任用政府官员的施政内容。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基本上都推崇儒家孝道的理念。自汉武帝始，把《孝经》从儒家经典中单列出来，要求人人必修。汉代和魏晋南北朝先后实行的“察举征辟选仕制度”和“九品中正制”，被选拔任用的，都应该是举孝称廉之人。到了唐朝以后，虽然科举制度代替了察举制度，但孝廉始终是为官的重要条件。在封建家国一体的政治背景下，孝是为官、问政、治国之前提，能否践行孝道对于为官做人、立身处世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孝道观

　　领导即“领而导之”，是指劝导追随者为某些目标而奋斗的人，这些目标体现着领导及其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动机、愿望、需求、抱负和理想。领导核心的特征是具有权威性，其权威表现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上，它既反映领导者的权利和威望，也反映被领导者对这种权利和威望的认可和服从。领导干部是我国领导人民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人，其身负的职责要求追随者自愿服从他的权威。因此，领导干部不仅应具有高超的管理能力，更重要的要有高尚的个人威望。由此，树立正确的孝道观对领导干部个人威望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1.始于事亲。

　　事亲就是侍奉孝敬父母。“始于事亲”就是行孝要从侍奉孝敬父母开始。领导干部要成为被追随者：第一，要爱人，爱人也只能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由近及远，立足于家庭，然后渐次推及于国家天下。孔子讲孝道首先也是立足于家庭，从侍奉孝敬父母开始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没有家庭的和睦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要领导追随者实现奋斗目标，必须以和睦家庭为基础，这就把领导行为建立在了一个比较牢固而又合理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但人伦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没有人伦就没有人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孝子。因此，行孝只能从人伦做起。而人伦的核心是血缘，在血缘关系中又以父母子女关系最为亲近，俗话说：“苦极喊天，痛极叫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思路虽然并不高明，但却质朴实在，极易操作，因为它更贴近人的本性。第二，要知恩图报，因为“知恩图报”是人们公认的做人的一般性原则，要求再高一点，“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任何人来说他的父母对他的付出都是最多的，在《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就有“父母十恩”之说，即：“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干就湿恩，第六哺乳养育恩，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远行怀念恩，第九深加体恤恩，第十究竟怜愍恩。”不仅如此，父母对子女的爱和付出完全出于一种天性使然，具有自我强化义务的特点，即使在外在规范忽略亲代义务的情况下，这一特点仍然存在，即亲代自觉自愿、无怨无悔地为子代尽义务、做贡献。所以，感恩尽孝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只能从父母开始，否则就有悖于人伦道德和一般的社会规则。所以孔子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领导干部作为追随者的榜样，笔者认为，也应从孝敬父母开始。

　　2.中于事民

　　按照传统意义的理解，作为一个孝子只要在家里能够尽心侍奉孝养父母就足够了。但是笔者认为，尽心侍奉孝养父母只是中国传统孝道观的最低要求，对一般公民要求于此方可，而对作为领导追随者的领导干部这样的要求则尚显不足。孔子认为孝道理论的价值取向应为“以顺天下”，如果我们仅仅把孝道限于家庭内部的孝敬父母，这显然是有悖于孔子本意。更何况，如果孝道的内涵仅限于家庭，那么对于为了满足父母的需要而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就不但不应该受到应有的处罚，而且还应当受到褒奖。很显然，这样的孝道观不仅在今天不可能被接受，即使放在古代就连封建统治者也会将其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所以，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顺应天下”就是要顺应人民的意志。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顺应人民的意志应该是其孝道观的应有之意。

　　孔子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也就是说，在孝子身上都会普遍的存在着一种特质，即感恩心和责任感，这样的人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一个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在朝为官，进入朝庭，就应该是一门心思用于国事，不知疲倦的为国效力，这就是“进思尽忠”。每做完一件事情还要认真反省，对于工作中的失误或过错应予及时弥补纠正，即“退思补过”。对于国事中正确有益的决定和意见，要全力推行不打折扣“将顺其美”。同时对于其中有可能对国家和百姓利益造成侵害的决定和意见要尽全力予以劝谏制止，以尽臣子的本分，这就是“匡救其恶”。即使有一天退职在家闲居，仍要忧国忧民，而不敢忘记自己的本分。用范仲淹的话说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所以，领导干部尽孝于民，应该是其孝道观的内涵之一。当前有些地方在选拔领导干部时，之所以强调要用孝子，个人认为其中更多指的是孝民之意。

　　3.终于立身

　　“终”就是最后。“终于立身”就是讲孝道最后的、终极的或者说是最高的境界就是“立身”。“立身”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缩写。所谓“立身”，是指一个真正的孝子毕其一生力行孝道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一个具有崇高道德修养并成就了一番事业和功名的人。领导干部实现以孝立身的途径为：第一，穷则独善其身。即虽然一生不能大富大贵，却能洁身自好，修身立德，不为名利所困而违法乱纪为害社会。第二，达则兼善天下。即为官要造福百姓，时刻想着为其所服务的地方百姓谋福祉，坑害百姓利益的事不做，有损地方长远发展的事不于决定，要执政为百姓所称道。如孔繁森、任长霞等。这样的行为自然是扬名于后世，不仅为世人所称道，也为自己的后人所铭记和效法，并最终体现在自己父母的身上，让父母为自己的孩子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样，孝道在领导干部行孝的始点和终点上也算是最终实现了完美与和谐的统一。

　　三、领导干部倡导“孝文化”建设的思路探索

　　在我国这个重人伦道德的国度，在“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已确定之时，作为国家事业发展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的领导干部来说，恰好为其提供了开掘传统“孝”伦理价值的时代境遇和良机。因此，领导干部在自身实现家庭内部尽孝同时，还要积极发掘“孝”伦理的社会治理功能，实践尽孝于民和尽孝立身的孝道观。

　　1. 重视“孝”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作为政治道德的“孝”，不仅停留于私德领域，同样具有公共道德意义。“孝”文化有利于调和人际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孝德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能把亲缘关系理顺，而且推及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从血亲关系出发，由内向外，推己及人，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网络就形成了。因此，从公共生活角度看，孝德在当今具有“公共道德”的意义，对于社会的良序与善治，起着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它是当代公共治理与良政善治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与道德支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领导干部在着眼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孝”文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宣传。

　　2005年元月被评为中国十大孝子的河南省杞县政协副主席李世同，他的爱心遍及全县的老人。多年来，他深入50多个行政村调查、了解乡村老人的真实生活状况，调查的资料达20多万字。他发起组织成立“敬老孝老志愿者活动协会”，举行“敬老孝老思想教育报告会”60多场，直接受教育的群众 7万多人。他直接关怀帮助解决老人子女纠纷案件 200多起，被称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使者”、“老年人的贴心人”、“敬老孝老的楷模”，“爱心功臣”等。在他的带动下，敬老孝老志愿者队伍已发展到 300余人了。李世同的行为真正践行了孔子在《孝经》中所说的，“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2.重视“孝德”在选用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重孝，强调“百善孝为先”。尧禅让皇位给舜，是因为“舜其至孝矣!”，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选拔任用人才重品德尤其是重孝德的先河，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政治道德规范。“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以及后来的“科举制”，无一例外地重视选人用人“以德为尊、以孝为先”的机制。中国传统重“孝德”的选拔用人机制对于今日我国干部选拔与任用是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因此，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应从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出发，考察其道德境界与操守，进而成为选人用人的出发点，将重德品、以德品选人融入选拔人才的机制中去。这也符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对于选拔干部所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基本要求。

　　2008年5月河北魏县县委书记齐景海提出“德孝治县”的理念，探索建立干部德孝考核机制，把孝敬父母写入县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文件中，明确作为县委常委行为准则中的一条。在上任后全县第一次领导干部大会上说：“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能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决不能让不孝敬父母的人得到提拔重用”。 干部德孝考核机制是“幼苗”，需精心培育。领导干部需要有分析新形势、发现新问题、出台新举措的能力和素质。齐景海抓住了本县的文化底蕴——孔融让的梨是魏县鸭梨，以德孝观念启发民众，引领干部队伍建设，激发干事创业工作热情。从家、县和谐，到老龄工作有声有色，到群众工作攻坚破难，取得累累硕果，魏县的“蝶变”证明了干部德孝考核机制的生机和活力。

　　3. 重视干部孝德培育的积极意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预设了中国文化下的推己及人的基本思路，“修身”方能“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因此，干部品德培育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孝经》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道德的根本，孝道教育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干部而言，孝德培育既是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也是其真正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途径。要实现家国之“大治”，务必先从培育干部的孝德开始。因此，领导干部重视对普通干部的孝德培育，既是自身尽孝的应有之意，也于当今公共治理与国家善治具有重要价值。

　　宁波余姚的小曹娥镇的党委、政府在干部中积极培育孝文化，通过“孝道评议庭”、“孝敬课”、“孝星评选”等有针对性的活动，使全镇干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孝文化”建设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并可以从中获得愉悦感受的社会生活。小曹娥镇将干部“孝德”建设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行政主题紧密结合、相融互促，使小曹娥镇的干部队伍形成了顾全大局，积极配合，各项重大工程顺利推进，未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2008年被浙江省评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极大地繁荣了以“孝德”建设为主题的民间群众文化，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少投资商表示，选择到小曹娥镇投资，不仅看重这里的区位优势，也是看中这里干部队伍优秀的人格品质和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