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假手学者缪荃孙编了一本目录学书《书目答问》。书成之后,“翻印重雕,不下数十馀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近人范希曾语)这本书的后面附录了张之洞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张氏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强调:“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光绪初年还没有“国学”的说法。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等从日本引进“国学”一词,已经是光绪末年的事了。张岱年说:“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尚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军事学、农学、治水之学等。”(中华书局“国学入门丛书”序,2002年12月)

　　张岱年把“文字学”归入词章之学,我不知道他是笔误,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学术分类中,“文字学”又名“小学”,而“小学”都是隶属于“经学”中的。即使经学中也涵括了《诗经》,但在重“诗教”的儒家的眼里,连《诗经》都只不过是政治教材而非文学读本,更何况以讲字形、字义和字音为指归的“文字学”,怎么能阑入“词章”中去呢?张岱年先生腹笥充盈、学养深厚,所以我相信这可能是他的笔误。

　　除了上述我的怀疑,张岱年先生对“国学”的概述,可称简明精练,确实也有助于我们对张之洞那段话的理解。

　　3年前,我在一篇悼念朱季海先生的文章里曾提到:“国学”的研究,在章黄学派的学术理念中,不仅指中国传统文献的内容范畴,如经、史、子、集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而且也指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献作为内容的载体,它在历史的流变中,会有无法抗拒的“失真”。所以,研究者必须先要还原文本,使它回到彼时彼地实际记录的“本真”,只有这样,内容的研究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向壁虚造,就是“六经注我”,而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