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李世民与群臣雕像（资料图）】

　　饮马长城窟行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

　　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戌危烽火，层峦引高节。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

　　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

　　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

　　【说明】：疑此诗赋于贞观四年(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八月太宗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李世绩、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统军十万以伐突厥。于次年二月大战于阴山。生擒可汗。斥境至大漠，尽有其地。三月李靖俘颉利可汗以献。太宗告慰太庙。驾御顺天楼，摆仪仗，纵士民观俘。之所以如此，李渊曾称臣突厥。太宗痛心疾首，思刷耻于天下。故有此咏。

　　【简注】：①饮马长城窟行：乐府《瑟调曲》名。长城旁有水窟，可以饮马，故名。现存古辞，描写女子怀念远征的丈夫，辞情深挚。后代文人拟作的很多，以汉末陈琳的一首较为有名。唐太宗此首亦为拟作。但只用古诗名，而不借古诗意，从边塞荒残的凄凉环境描写入手，衬托大唐将士建功绝漠之伟绩，以艰苦卓绝倍衬或鼓或歌，为安邦而不为怀私。其格调自应高超汉乐府悲声。

　　②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塞外，亦谓塞北。旧时指外长城以北，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甘肃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部及河北省外长城以北等地。悲风，凄厉的风。曹植《杂诗》“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切，在此喻伤感凄切貌。交河，《汉书·西域传·车师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68年)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交河，唐属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五公里处，是汉时车师国及唐时高昌国王庭，即交河城故址。因其地严寒，虽临初秋，交河已冰。太宗此二句宣染西北边陲，乃自古争战之地。环境肃杀，悲风寒烈，壮士远征，凄切塞外。南朝吴均《入关》咏“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

　　③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瀚海，即翰海。两汉六朝时是北方的海名。汉武帝时霍去病击匈奴左地，出代郡塞二千余里，登临翰海而还。唐以前人注释《史记》、《汉书》皆解作一大海名。据方位推断，当在今蒙古高原东北境。疑即呼伦湖与贝尔湖。又今人岑仲勉考证，即云“登临”，则是“山”而非“海”。“翰海”当即今蒙古杭爱山不同间译。《北史·蠕蠕传》数见翰海一词，方位不一。其一与《史记》、《汉书》所载同，其一当在高原北境，疑即今贝加尔湖。唐代是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及其迤西今准葛尔盆地一带广大地区的泛称。元氏所谓瀚海即古金山(今阿尔泰山)。唐太宗在此的“瀚海”泛指汉时苏武牧羊时“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及其以此为基地西北诸河湖。如今称为叶尼塞河、安加河、巴尔喀什湖(夷播海)、咸海。太宗笔下的瀚海，实指绝漠以北诸河湖。之所以如此说，称北海为小海，而且视之为京畿池沼。汉时的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唐太宗被铁勒诸部共尊为“天可汗”时，上列所述诸河湖已归于大唐一统。“瀚海百重波”，其“百重波”意指北海以北诸河湖。阴山，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古老断块山。西起狼山、乌拉山，中为大青山，灰腾梁山，南为凉城山，桦山，东为大马群山，长约1200公里，海拔1500—2000米，南侧断层陷落为土默川平原，北坡较平缓。山间垭口(吴公坝、昆都仑沟等)自古为南北交通孔道。唐时属关内道单于都护府所辖。晋·陆机《饮马长城窟行》咏“驱马陟阴山，山高马不前。往问阴山侯，劲虏在燕然。戎车无停轨，旌旆屡徂迁，仰凭积雪岩，府涉坚冰川”。唐·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咏“西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唐太宗在此的“阴山”实指今新疆葱岭以北辽阔的终年积雪之地，非唯阴山。 

　　④迥戌危烽火，层峦引高节：迥戌，迥远貌。戌，岗哨点。迥戌，即戌守点相互之间距离很远。危烽火，置身于危亡之地的烽火台。古代边防报警的烟火信息号称为烽火，传告紧急军情。层峦，峦，山顶。层峦，遥看远边时，觉得山峰重叠。烽火台常设在山峰顶，以边远处戌士易见狼烟。引，互相传播。高节，最高命令。节，符节，古代的调兵文书。烽火，高节，即烽火就是命令意，要做好消灭敌寇的准备。唐太宗在此谓“高节，”还有保卫边防的坚定决心意义。也是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唐·崔颢《赠王威古》咏“烽火囗不息，胡山高际灭。”

　　⑤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悠悠，招展貌。旆，古时旗末状如燕尾的垂旒。泛指旌旗。唐·章碣《赠边将》咏“连钱豹蹶乡旗风。”又唐·秦韬玉《边将》咏“旗风雁竿和竿袅。”又唐·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咏“饮马长城窟更寒。”又唐·王贞白《拟塞外征行》咏“旌旗挂龙虎，壮士募鹰鹯，长城威十万，高岭奋三千。”唐太宗在此谓征虏大军旌旗漫卷，浩浩荡荡直向边关进发。

　　⑥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寒沙，寒冷的沙石责 地域。连骑迹，战马蹄迹杂乱纵横错综重叠貌。喻荒凉绝漠充满战争气氛。朔吹，北风怒号。断，掩没。边声，指战马嘶鸣，悲茄呜咽及喊杀之声。喻绝漠之上风急声紧。唐·王贞白《度关山》咏“只领千余骑，长驱碛邑间。”又唐·张虫宾《边将》咏“碛迥兵难伏，天寒马易收;胡风一度猎，吹裂锦貂裘。”又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咏“疾风吹塞起，沙砾自飘扬。”又孔稚圭《白马篇》咏“嘶笳振地响，吹角沸天声。”又刘峻《出塞》咏“去去无终极，日暮动边声。”太宗此句谓，从沙漠上的马迹错叠连片看，从怒号的朔风听，都兆示着前方的战事紧急。

　　⑦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征：胡，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尘，烟尘。胡尘，即指充满战争气氛的边地。清，扫清，安静。玉塞，即玉门关。汉武帝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关城方形如盘，北西两面有门。北门外不及百公尺即疏勒河。和西南的阳关同为当时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门户。出玉门关的为北道，出阳关的为南道。六朝时至今安西通哈密一道日益重要，关址东移至今安西双塔城附近。宋以后，中国和西方的陆路交通逐渐衰落，关遂废圯。羌，即羌族，古族名。主要分布在甘、青、川一带。最早见于甲骨卜辞。笛，乐器名。汉·应劭《风俗通义·笛》谓“谨按《乐记》‘武帝时，邱仲之所作也。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秽，纳之于雅正也。长二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马融《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后，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当楇 便易持，京君明贤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韵，在此有凯歌味。金钲，钲，古代乐器。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击之而鸣。多为行军乐器。又金鼓，《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拟金鼓吹鸣籁。”颜师古注“金鼓，谓钲也。”王先谦补注“钲，铙也。其形似鼓，故名金鼓。”南朝·刘峻《边塞》咏“陷敌挫金鼓，摧锋扬旆旌。”唐玄宗《旋师喜捷》咏“边服胡尘起。”又唐·王昌龄《从军行》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又咏“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又李白《塞下曲》咏“笛中闻《折柳》”、“晓战随金鼓。”又唐·王之涣《凉州词》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太宗此二句谓，边寇被歼，凯歌高奏。

　　⑧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 ：绝漠，指漠北碛地极远处。干戈，干指盾。戈指平头戟。干和戈是古代作战时常用的防御和进攻的两种武器。亦用为兵器的通称。《礼记·檀弓下》“能参执干戈以卫社稷。”引申指战争。杜甫《寄题江外草堂》诗“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车徒，兵车和士卒。原隰，隰，低湿之处。原隰，谓平原及川谷。南朝·孔稚圭《白马篇》咏“横行绝漠表。”又南朝·刘峻《出塞》咏“绝漠冲风急。”又唐·刘希夷《将军行》咏“剑气射云天，鼓声振原隰”，“乘我庙堂运，坐使干戈戢。”太宗此二句谓，大唐得胜班师，部队浩荡，军容严盛，威振山岳。喻豪壮。

　　⑨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都尉，战国时始置。比将军略低的武官。汉唐时有轻车都尉，骑都尉等称号。龙堆，即白龙堆沙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以东至甘肃省玉门关间，属砾质荒漠(戈壁)。系古代潮积层及红色砂砾层的隆起高地遭受风力侵蚀而成。海拔1000米左右。散布许多高出地面25—40米的方山，岩塔和土柱。东北西南走向，沟谷内有流沙堆积，蜿曲如龙，故名。古代为西域交通要道。马邑，古县名。秦时治所在今山西朔县。西汉时为韩王信都。既而为匈奴所攻取。后还属汉。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伏兵马邑旁，欲诱致匈奴邀击之，单于既入塞谋泄引兵还，史称“马邑之谋。”隋唐时其地在今山西省宁威县和柜山以北，黑驼山、洪涛山、左云县以东地区。是当时的边防要地。唐·窦威《出塞曲》咏“匈奴屡不平，汉将欲纵横。”“潜军渡马邑，扬旆掩龙城。会勒燕然石，方传车骑名。”又唐·颜夏卿《赠裴将军》咏“将军临八荒。”又唐·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咏“将军金甲夜不脱。”太宗此二句谓当初的边关马邑，现在已完全成为毫无兵氛的安全内地。寓战争结束，和平到来。

　　⑩扬麾氛雾静，纪不功名立：扬麾，即扬旗。喻大唐军队令旗举处，寇氛贼雾顿消。纪石，东汉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窦宪率兵在燕然山一带击败了匈奴的侵犯，便登燕然山刻石纪功，并命班固作《燕然山铭》。唐·姚合《剑器词》咏“开旗火满身。”“展旗遮日黑，”“麾兵静北垂。”又“窦宪思勒燕然石。”又唐·霍总《塞下曲》咏“岂要铭燕石?”又唐·秦韬玉《边将》咏“自指燕山最高石，不知谁为勒殊功。”又李白《塞下曲》咏“横行负勇气，一战靖妖氛。”太宗此二句，谓唐军将士一战平定边患，彻底歼灭入侵之敌后，刻石纪功，胜利班师。

　　？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荒裔，四方边远之地。一戎衣，泛指用兵之事。此谓以武力安定国家。灵台，周代台名。《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盖用以游观。一说用以观天象。又《诗·大雅》篇名。是歌颂周文王的诗。《诗序·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诗中首写“庶民”高兴，踊跃地为文王建造灵台，继写灵台中鸟兽肥盛喜乐的情状，以及在当地演奏音乐等事。又郑玄谓“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又谓“观台而曰灵台，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太宗在此，指唐都长安。晋·张华《劳还师歌》咏“戎车震朔野，群帅赞皇威。”“收荣于舍爵，燕喜东凯归。”又晋·陆机《饮马长城窟行》咏“振旅劳归士，受爵槁街传。”又南朝·孔稚圭《白马篇》咏“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太宗此二句，谓将士远征，得胜班师，凯歌高奏。向太庙献功，告慰先皇，边患已清。之所以献俘灵台，因为这是先皇未竟之遗业。用“灵台”者，意实在此。 

　　【释义】：《新唐书·太宗》谓“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若以此观点而论，则太宗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劳兵远略，幸苦经营，岂非无谓?然自古知兵非好战，圣明君主，无不深谙此理。功德兼隆，文武超绝如唐太宗者，察觅三代尔后诸君，孰敢列于其右?

　　“塞外悲风切，交河兵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戌危烽火，层峦引高节。”开篇如此交待，可知中原初秋，仍然是万紫千红，而塞外边陲，已经是悲风切切，交河浪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如此严寒荒苦之地，常常是烽火告急，白刃搏战，短兵相接。边寇此伏彼起，窜扰不休，大唐圣主虽欲息兵，势不可得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者，非谓此乎?故“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不亦宜乎?“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沙碛极边，悲笳呜咽，喊杀连天，朔风怒号，尘雾飞扬，无地不战场，无处不横尸，而白骨累累者，岂皆中材庸之所常为哉!此《新唐书》所评，岂非苛求于太宗而何?边境不宁，欲求国泰民安而共享太平，岂可得乎!故知太宗《饮马长城窟行》，乃不得已而为之吟也。

　　“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太宗非因好战而欲建边功，不奋武扬威，则绝漠不宁，干戈难戢。大唐将士，受命出征之日，则皇王发白，民人泪泣，所谓自古征战几人回?虽暴尸荒野，死不归冢，而为邦国安宁，故壮士皆抱牺牲之志。此曹植《白马篇》所以“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生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而慷慨为之咏也。明主谟谋，将帅劳心，壮士奋勇，弃身锋刃，前赴后继，无数健儿血洒碛荒，始挣得“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几番劳苦，方赢得一时粗安。“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非显个人英雄，实彰安邦不易。

　　《新唐书》所谓中材庸主之评，实乃腐儒之论也。强敌林立，四方虎视，当此之际，非戎衣以决荒裔，势不可得也。虽“灵台凯歌入”，究竟是《饮马长城窟行》可谓以战争消灭战争之壮歌。从此意义上发掘意蕴，若无汉唐之边威，岂有我今日之中华!据古史所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由此可知，亦我中华之血脉。乃因久失王化，迷失礼仪，贵壮健，贱老弱，见利忘义，不识伦常。把弟妻嫂，子妻母视为常事。其性好杀不仁。履于邪道愈久愈妄。以致背叛先祖，与文明为敌。自唐虞商周秦汉以至隋唐，相继仇视中华，甘以沦落，日趋沦为嗜血部种。

　　唐太宗初承隋乱，国基粗定。其匈奴遗种东、西突厥滋扰日繁。万里边陲无一日之宁静，大千江山无一岁之安泰。当此之际，唐太宗秉圣明之睿 智，果毅决断，执契静边。非此不足以兴大唐。此乃安内必先攘外之决策，有识之士无不赞其英明。饮马长城，自古苦之。然非卷旆扬麾，奋武瀚海，威震绝漠，则玉塞不清，干戈何戢?非此，恐不独无二十世之唐基，亦恐无我今日之中华也。古来圣主，无不力御寇仇而捍卫江山，唐太宗宵旰忧劳，拓我疆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我中华空前之伟人，岂可不大书特书哉?

　　而《新唐书》妄执《春秋》定说，胶著文字，不解先贤圣义，枉评太宗为“庸主”，实乃不负责任之俗说，犹以为至论，可谓既负于前贤而复愧于后圣也。且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春秋无义战，故圣人口诛笔伐。大唐初立，势异则事变，国家未安，上下惶恐。而突厥颉利可汗乘唐势未稳，自将十万骑，讠夸 口百万众，曾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七月袭武功，逼京师，乘强负约。太宗时以秦王身亲临渭滨，隔水与颉利语，深责其负约违义，颉利部众见秦王如此泰然，皆下马惊拜，颉利忧惧，请和盟于便桥而退还。当是之时，欲战不能，唯有蓄势待发。

　　自太宗践位后志在强国，养精蓄锐，故能一战而缚颉利河汗为阶下囚。当李靖捷书日夜相继时，太宗顾谓群臣“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一刷耻于天下。今天诱诸将，所向辄克，朕其遂有成功乎!”自有唐十三年以来，高祖太宗，劳力磨剑，禾末 马石厉 兵，实欲决一战而威加万国。颉利可汗为突厥枭雄，当初乘大唐玄武之变，以为有机可乘，扫地倾巢而出，南寇大唐，然太宗神勇镇定，颉利不战请和而退。此次李靖神兵天降，惩伐腐恶，颉利虽有千里马，仍被生擒为囚。颉利败亡，西北诸酋长，共请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此尊号之称，实现了唐太宗藉猛士而威加四海的重大治国方略。所谓“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者，即是此意。因为此役勇胜，不仅斩枭雄于马下，而且使群寇股栗，边烽方熄。足可告慰先皇。故《新唐书·突厥下》又赞谓“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囗其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数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与不可计。虏见利而动，又与贼连合，杀掠吏民，于是扫国入寇，薄渭桥，骑盖蒙京师。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戎始内沮。不三年，缚颉利献于北阙下，霆扫风除，其国遂墟”。

　　自《诗》、《书》以来，伐暴取乱，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汉比之陋矣。然帝数暴师不告劳，料敌无遁情，善任将，必其功，盖黄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德，衰当始兴，虽运之盛衰属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由此看来唐太宗此《饮马长城窟行》实乃歼灭突厥巨酋颉利可汗重大史实之咏也。然太宗何以一战而威加万邦，颉利控弦百万以为自强而古无有，何以剧衰而一战被太宗所缚为囚，突厥长期一蹶不振?一兴以德，一失以德，非《新唐书》所独评，实古贤之共论也。

　　汉·王符《潜夫论·劝将》谓“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圣抚之，恬淡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圣继之，观民设教，坐为诛赏，以威劝之，既作五兵，又为之宪，以正厉之。诗云‘修尔舆马，弓矢戈兵。’涉厉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太宗缚颉利，非胜于兵强，实胜于德强。当高祖武德年间，颉利控弦，连年盗边，凉并诸州烽烟千里。马邑、新城、石岭、大谷、乌城(皆边邑)相继陷落，以至于突厥颉利可汗扬鞭渭桥。当是之时，有人建言高祖李渊徙都。谓“虏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群臣皆赞此议。独秦王(李世民时职任秦王)谓“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高祖李渊听李世民所谏，遂熄迁都之议。李世民虽一言所谏，却积厚德于中华无穷。

　　汉·王符《潜夫论·救边》谓“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怒以及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是以四海欢悦，俱相得用。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抄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而内郡之士无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或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今不砺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敌，不亦惑乎!”唐太宗与突厥颉利可汗铁山(古山名，在今内蒙古阴山北)之战，擒俘颉利，不仅定襄，恒安非为边地，且金河碛口、沙钵罗(皆唐初突厥腹地)以至整个大漠全为大唐内属。此次战果可谓辉煌，不仅恢复隋唐应有辖境，且拓境至大漠，纵横万里，使四夷股栗而皆仰视中华。

　　若非太宗尊王符《救边》之旨，而依徙都迂腐之论，不仅三辅为边，而弘农亦为边;不仅弘农为边，而洛阳亦为边;不仅洛阳为边，而东海亦为边矣。则不仅大唐无贞观之治，且唐太宗亦必沦为千古罪人矣。

　　王符《潜夫论·救边》盛赞汉武帝刘彻救边之功，谓“武皇帝攘夷拆境而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敦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卒定南越，诛斩大宛，武军所向，无不夷灭。”故唐太宗切谏“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虽一言之诤，却收救边之功。

　　所谓救亡图存，功在千秋。虽汉武之圣魂，亦必拊掌而赞。唐太宗知王符之说实为见几而作之论，乃为君子设谋。故唐太宗在强敌凌迫之际，独敢抗议救边，终成武圣之君。败突厥，擒颉利，扬威三边，足堪“纪石功名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