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 中 山

　　驱马出辽阳，万里转 旗 常。

　　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

　　斩鲸登碧海，卷雾扫扶桑。

　　昔去兰萦翠，今来桂染芳。

　　云芝浮碎叶，冰镜上朝光。

　　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

　　【说明】：此诗疑赋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三月。乃太宗第一欲亲征高丽(今朝鲜半岛)时誓师之作。令太子李治监国于定州。并与皇太子李治约定，攻克辽东城时，举烽火以传信。可见太宗征东必胜之信念。所谓“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即是此意。太宗认为今之朝鲜半岛即辽东(或称辽左)，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之领土。曾谓长安父老“辽东故中国地”。设宴中山就是为了说明这次东征，是一场真正维护主权，收复失地的正义战争。但太宗何以要设宴中山令人费解。然隋炀帝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闰九月己已日，巡幸至博陵(定州)，炀帝谓侍臣日“朕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倏经三纪，追惟平昔，不可复希。”侍者闻此语已，皆涕咽沾襟。冬十月，炀帝又诏日“博陵昔为定州，地居冲要，先皇历试所基，王化斯远，故以道冠《豳风》，义高姚邑。朕巡抚氓庶，爰屈兹邦，瞻望郊廛，缅怀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泽，覃被下人，崇纪显号，式光令绪，可改博陵为高阳郡。赦境内死罪以下，给复一年。”(以上见《隋书·炀帝下》)由此可见唐太宗设宴中山，大有深意：

　　一、定州是杨坚、杨广父子创隋奠基所在;

　　二、定州百姓受隋朝皇室特别恩惠泽被，定州百姓格外缅怀隋朝;

　　三、隋炀帝曾在第二次征辽时，在大功将成之际，隋军前锋已直捣平壤(今朝鲜平壤)，恰在此时，隋礼部尚书杨玄感却起兵反于黎阳，致炀帝二次征辽功败垂成。唐太宗率军征辽，亦于此有忧，故令太子监国定州，以防其变。既示之以恩，又镇之以威。可见人君思远，实非众臣所能料。

　　【简注】：①宴中山：中山，古郡国名。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狼牙山以南，保定市安国以西，唐县新乐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唐时中山即指定州，即今河北定县一带。太宗在贞观十九年三月由洛阳驾幸定州，继二月洛阳步署东征事宜后，再次于定州作战前动员，一示朝廷必得之志，二示将士必胜之心。故设宴中山，壮六军行色，以预祝胜利。所谓“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即是此意。

　　②驱马出辽阳：驱马，鞭马前进。这里谓下令出兵。辽阳，非今之辽阳。唐时泛指辽河以东地区，实际意义包括高丽、百济、新罗诸地。唐太宗在此称辽阳，确实是将朝鲜半岛看成祖国内地的。这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名泛称，而是富于政治意义的确指。因为朝鲜半岛在周朝时是箕子(商纣的叔父)的封地，可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故太宗在亲征前接见长安老百姓时谓“辽东故中国地”。“朕将自行经略之”。故太宗在亲征前，即诏谕天下。出辽阳之一“出”字即显大唐兴吊民伐罪之师。太宗用“出”字，亦寓用意之深远。

　　③万里转旗常：高丽在汉时为乐浪郡，距长安五千余里。这里“万里”，指转战遥远艰辛之意。旗常，《周礼·春官·司常》谓“日月为常，交龙为旗。”又谓“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旗常。”旗常在这里，并非泛指旌旗。太宗在此用“旗常”二字特示亲征之意。

　　④对敌六奇举：六奇，指六种奇计。即出奇匿伏、出奇制胜、奇正相生、正合奇胜、奇货可居、奇正互变等六种军事谋略。或谓为三十六计分为六套：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在此泛指奇谋。太宗“对敌六奇举”句，谓克敌制胜，胸有成竹。

　　⑤临戎八阵张：临，居高处朝向低处，所谓居高临下。《诗·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引申上对下之称。戎，军马，崔马因 《安封侯诗》“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在此谓带兵打仗，宣染战争气氛。八阵，即八阵图。三国时诸葛亮所推演的一种阵法。诸葛亮谓“八阵图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八阵“一曰方阵、二曰圜阵、三曰牡阵、四曰牝阵、五曰冲阵、六曰输阵、七曰浮沮阵、八曰雁行阵。”三国时魏谋略家陇人贾诩谓“凡兵得，有四正四奇、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是曰八阵，故曰以正合、以奇胜也。”(详见伊力主编《诸葛亮智谋全书》。)太宗“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谓奇略在握，定可克敌制胜。

　　⑥斩鲸登碧海：鲸，鲸鲵。比喻凶恶的人。《左传·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曹囗《六代论》“扫除凶逆，剪灭鲸鲵。”鲸鲵长百尺，雄曰鲸，雌曰鲵。太宗在此，以鲸鲵似喻盖苏文。《新唐书·东夷·高丽传》“有盖苏文者，或号盖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众。性忍暴，父为东部大人、大对庐。死，盖苏文当嗣，国人恶之，不得立，顿首谢众，请摄职，有不可，虽废无悔，众哀之，遂嗣位。残凶不道，诸大臣与建武议诛之，盖苏文觉、悉召诸部，绐云大阅兵，列馔具请大臣临视，宾至尽杀之;凡百余人，驰入宫杀建武，残其尸投诸沟。更立建武弟之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如唐之宰相)专国，犹唐之兵部尚书、中书令职云。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使贵人伏诸地，践以升马。出入陈兵，长呼禁切，行人畏窜，至投坑谷。”盖苏文自专高丽国政后，隐然以东方盟主自任，有抗衡唐国之图。于是太宗宣布盖苏文罪状，举兵伐之。这就是斩鲸之意。碧海：碧，青绿色。碧海非泛指，在此似指鸭渌江。盖苏文巢穴在高丽平壤，而平壤处鸭渌江东南，必须渡过鸭渌江，才能直捣平壤。这就是“斩鲸登碧海”意。

　　⑦卷雾扫扶桑：卷雾，即收雾，雾散烟消之意。扶桑，即扶桑国。《南史·扶桑国》载“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到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扶桑实际是中华对日本的旧称。太宗在此称扶桑亦非泛指，流露了要置日本于指挥之下的远略意图。之所以作如此解，是因为唐太宗是一位宏图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唐太宗要为子孙开创一个在今看来北有俄罗斯大部，东尽日本海之东，南尽印度尼西亚或印度洋之滨，西括西海(波斯湾、地中海)这样一个巨大版图。这个几乎囊括全球的战略意图，惜诸臣未能深解。日本，在太宗看来，实属大唐一小岛而已。“扫扶桑”实不无此意。贞观朝以后，日本屡遣使臣来唐，实际上是在大唐宏远战略“扫扶桑”的操作下主动降唐的重要标志。这是太宗宏远战略的重大胜利。元朝的成吉思汗可谓更加具体的实践了唐太宗的这一战略意图。

　　⑧昔去兰萦翠，今来桂染芳：昔，从前，以往或昨日等。在此谓上月，即二月。二月亦可称之为兰月，所谓春兰如绿。即正在兰花绿如之际出师东伐。“昔去兰萦翠”即是此意。《新唐书·太宗》“十九年二月庚戌，如洛阳宫，以伐高丽。”“今来”，今年凯旋归来之后。“桂染芳”，桂花八月遍地香。俗称八月为桂月。中秋节前后，桂花散发香气浓烈。所谓“桂子飘香”之时。唐·宋之问《灵隐寺》诗咏“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又《文选·江淹杂体诗，袁太尉》“文珍薄桂海。”唐·李善注云“南海有桂，故云桂海。”唐太宗在此用“桂染芳”一词，其意甚丰：征伐高丽需跨海而东，取南海之桂而染芳，即有斩鲸献俘之意;汉有宫殿，称名为桂宫。班固《西都赋》咏“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桂染芳”亦有在朝廷大庆胜利而广告天下之意;亦有中秋赏月而欢歌硕果之意;亦有在中秋节前彻底解决夷患而恢复天下和宁之意。“昔去”和“今来”实际是一道军事行动命令：即二月兴兵问罪，八月班师回朝。

　　⑨云芝浮碎叶，冰镜上朝光：芝，真菌的一种，古人以为瑞草。《唐开元占经·竹木草药占·芝草》谓曰“《运斗枢》“‘瑶光得，则陵出芝草。’《瑞应》曰‘芝草者亲近，耆老，养有道则生。’《日镜》曰‘敬事耆老不失旧故则芝草生。’”又《唐会要·祥瑞上》谓“(贞观)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初食中，产紫芝二十四茎，并为龙凤之形。”碎叶，古城名。以北临碎叶水(今楚河)得名。亦称索叶水城。故址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地当东西交通要道。唐贞观初，玄奘赴印度时途经此城。冰镜，指明月。孔平仲《玩月》诗咏“团团冰镜吐清辉。”朝光，即朝辉，早晨的阳光。唐·元稹《早归》诗咏“远山笼宿雾，高树影朝辉。”有蓬勃向上貌。太宗在此以“上朝光”，谓大唐明月格外圆。

　　⑩回首长安道：回首，回头看。司马相如《封禅文》“昆虫恺怿，回首面内。”又李王景《浣溪沙》调咏“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亦有回想回忆味。杜甫《将赴剑南寄别李剑州弟》咏“ 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长安，我国古都之一。长安为都，实始于周人，丰镐之都即是。尔后汉隋皆以之为都。隋时命为大兴城，周围三十六公里。唐则更发展之。道为唐行政区划名。“回首长安道”，太宗在此谓班师回朝之日。

　　？方欢宴柏梁：方欢，才可以欢庆。宴柏梁，宴，宴享。古代帝王欢宴群臣。《左传·宣公十六年》“王享有休荐，宴有折俎。公当飨，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台，在长安城中北门内。《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梁也。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此句承前句意，谓待得胜回朝之后，我们君臣再置酒高会。

　　【释义】：这首《宴中山》之诗，究竟表达了唐太宗怎样的思想感情，如何才能真正洞明其诗的内涵实质，必须先了解唐太宗对朝鲜半岛用兵的酝酿，实施及其结果等全过程做一详备的分析，从中才可能约略体会太宗所赋此诗所含的苦心。其关键在于要明白大唐究竟该不该东征。

　　唐太宗生方四岁，谙相术者谒唐高祖李渊谓“(太宗)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故高祖李渊采相者语，名次子为李世民。李世民果然志在匡时济世，英武大略。早在十六岁时，就逞智勇解炀帝之围于雁门。尔后见炀帝贪暴，隋室将倾，遂生拨乱之志。即少从戎旅、十八岁举兵、二十四岁定天下、二十九岁即位天子。但是他为帝之后，鉴于隋亡，不敢懈怠，精勤政务，总结得失，所谓“要以前王之得失，为后身之龟鉴。”然而如何总结前王得失，为后身龟鉴，却内涵广博。不过效秦皇汉武，经略绝域实乃其志之一端。

　　太宗在《执契静三边》诗中咏“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圆盖归天壤，方舆入地荒”，“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在《正日临朝》诗中咏“百蛮奉遐尽，万国朝未央”，“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又在《幸武功庆善宫》诗中咏“指挥八方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囗”，“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等等。

　　唐太宗从十六岁奋志有为始，直至五十三岁最后一息止，始终围绕“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无为清宇宙，有美璇王几 正”的宏图而苦苦奋斗。“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过旧宅》)、“于焉还击筑，聊以咏南风”(《重幸武功》)则是唐太宗辛苦经略绝域的主要归宿。在经过数十年的提剑横戟之后，区宇尚未混一，太宗以为宇宙未平，实非歌大风之时。何以见得?唐太宗一意要超今迈古，在文治上效法尧舜的同时，在武功上必欲超越秦皇汉武而后已。

　　吕世安《中华全史演义》第二十回谓“骨利干(可汗)遣使入贡，骨利干居西域瀚海之北，于铁勒诸部相去最远。昼长夜短，夏至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胛适熟，日已复出矣。结骨俟利发(部族名)入朝。结骨人皆长大，赤须绿睛，自古未通中国。至是入朝。上(太宗)曰‘昔汉武帝，穷兵三十年，所获无几，赐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这是唐太宗用兵绝域的根本目的。唐太宗要收尽宇内万族万邦皆为唐属，俱承唐命，这才是“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的宏略目标。所以唐太宗在灭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诸部之后，以政变得专擅高丽政权的盖苏文，反恰在此时，却蠢蠢欲动。在百济、新罗、高丽、日本之间，大有纵横捭阖之势，并与薛延陀频繁密勾，直欲塑造东方小霸而后快。这无疑对欣欣向荣的大唐帝国实行空前的统一宏略，是一个严重挑战。于是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问罪辽左事宜。同时，又亲赴定州两次，进行战前总动员，谓左右侍臣“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新唐书·东夷传》)可见太宗决意征辽，是不欲“遗后世忧”。要亲自创立一个四面无敌，八表同轨的大唐帝国，使后世子孙安享乐土，永无征尘的清平宇宙。因而志在必征。其实唐太宗深知征辽不易，之所以把征辽战事列于最后，其由有九：

　　一者，高丽诸邦远距黄海之东，高丽等皆以海为堑，不畏唐军攻伐，唐亦不惧高丽来侵;

　　二者，唐未备水师，无力渡海作战;

　　三者，唐未灭西北强敌突厥之时，不可再兴东征问罪之师，以免跋前踬后;

　　四者，大唐对高丽内部虚实掌握不足;

　　五者，高丽、百济、新罗诸邦间矛盾斗争激化程度不多勾 ;

　　六者，诸臣对炀帝曾三征辽左失利尚有余悸;

　　七者，民力未复，尚然疲劳，太宗谓“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八者，高丽国王高建武，对唐虽阳奉阴违，却无公然相抗，犹未启衅;

　　九者，唐太宗对立太子事久久犹豫不决，国本未定。

　　据此，唐太宗做了较长时间的筹备，积极经营征辽事宜：

　　一者，太宗自武德九年曾两度亲自到昆明池(故址在今西安市南斗门镇)和周氏陂视察水战演习;

　　二者，太宗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八月遣使高丽，祭隋人战亡者;

　　三者，太宗遣陈大德、相里玄奘等持节为使，令搜集资料，掌握虚实并观其衅;

　　四者，太宗在耐心等待西北战况;

　　五者，还需对朝廷内部就东征辽左，达到统一认识;

　　六者，寻找东征成熟时机。

　　此六者实为东征必备条件。刚好唐太宗东征所需条件，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基本上一一具备：

　　一者，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克高昌国(其国都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约二十余公里哈拉和卓堡西南)，并于十二月，俘献高昌国王于长安。于贞观十八年九月，安西都护郭孝恪，大败焉耆国。如此则西北边防无虑;

　　二者，唐派往高丽使者陈大德、相里玄奘等先后汇报了出使情况，掌握了高丽内部的山川形势等第一手资料;

　　三者，自贞观初至东征前，太宗先后至少七次，推恩于隋阵亡者骸骨、家属及其遗臣，这都是为赢得人心而备东伐，因隋遗民仇恨高丽故;

　　四者，高丽、百济、新罗诸邦之间矛盾斗争，日趋激化。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新罗遣使报告唐太宗，称百济侵占新罗四十余城，并反映高丽、百济联合起来，准备断绝大唐同新罗的贸易通道;

　　五者，连年丰登，仓库充裕。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秋七月，太宗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植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六者，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营州(今山东半岛越海而东及其全部并监管朝鲜半岛)都督张俭奏报，高丽内部发生军事政变，有盖苏文者弑其王高建武，自任莫离支(如唐之兵部尚书)而专其政。且对唐不恭。此即启衅于唐;

　　七者，唐太宗早年曾立长子承乾为太子(当时年仅八岁)。及长，倾向奢靡，张玄素奏称“骄奢之极，孰云过此”。“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承乾失德，四子泰遂蓄异志，欲窥中宫，太宗亦微有废立之意。承乾颇有觉察，于是承乾、泰各树朋党，双方斗争日渐激化。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八月，太宗问侍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奏称“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但太宗态度暖昧，太子承乾日感危迫，遂谋效法玄武之事，纠集侯君集、李安俨、李元昌、赵节及杜荷诸人将欲发难，被太宗及时察觉，果断平息政变于未萌状态，并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立第九子治为太子。至此，继承人之事遂决。立太子事，似乎与征伐辽左无关，其实人君所想，常非臣下所能料。隋炀帝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第二次亲征高丽时，曾命宇文述、杨义臣率军直趋平壤，当此关键之时，却收杨玄感反于黎阳奏报，炀帝遂慌惧之际，寅夜撤兵，致功亏一篑。因有此虑，故唐太宗有征辽之军未战，而再生玄武事变之忧。太子立而后发兵，方保无虞。

　　至此，唐太宗认为翦灭高丽时机成熟。于是唐太宗绝意发动了他晚年的最后一次灭寇战争，即讨伐高丽之战。唐太宗发动的这场战争，东征高丽之战，本想一举速决而灭，但因种种因素，却演变成了一场时断时续的持久战争，即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直到乾封三年(668年)李责力 献俘昭陵止，历太宗、高宗二主，持续二十三年之久，才算比较彻底的解决了东夷战事。但唐太宗亲征高丽时，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然从贞观十九年二月发兵到同年九月回军，其实可以说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基本胜利。此役(即辽东城围攻战和安市会战)，唐太宗以围城打援之方略，一举歼灭高丽五万劲旅，逼降高丽猛将高延寿、高惠真等，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太宗于是在驻跸山(在今辽宁盖县境内)刻石记功。故宰相房玄龄赞谓，“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为中国患，无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驰辨握刀，分典禁卫。延陀、铁勒，披置州县;高昌、吐浑，偏师扫除。惟高丽历代不命，莫克穷讨，陛下责其弑逆，身自将六军，经荒裔不旬日拔辽东，虏获数十万，残众孽君缩气不囗息，可谓功倍前世矣。”然而尚远未实现太宗所预想的结果。初虽志在必得，然因盖苏文不时对薛延陀赂 以厚利，多弥可汗即举兵猛攻唐之河南(今太原榆林一带)致太宗终未毕其功。太宗亦有所悔而自责。据此，后世史家未谅太宗苦衷而苛责其过，其不冤哉!

　　对高丽之战，不仅当时朝臣意见不一，而后世史家群起啩噪，褒少贬多。此役太宗蓄谋已久。唐·吴兢《贞观政要·征伐》“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杀式 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革末 革曷 搅挠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露。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可见宰相房玄龄，是不主张对高丽用兵的;同时《贞观政要·征伐》“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离乱，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又“贞观十九年，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识者是之。”时臣之议多蹑其说。

　　其后宋、元、明、清诸史家，俱无高论。如宋史家范祖禹《唐鉴·太宗下》谓“太宗北擒颉利，西灭高昌，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以勤远亡国，而袭其所为。臣以为太宗之征高丽无异于炀帝，但不至于乱亡耳。惟不能慎终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过五帝，地广三王，是以失之，然见危而思直臣，知过而能自悔，此所以为贤也。”实际上，范祖禹是持贬意的。

　　但《中国历代战争史·唐初对外战争之三·征高丽、百济诸战役·申论》谓“唐太宗之发动征高丽，现代史家亦有谴责太宗为‘师出无名’，‘穷兵黩武’者，震(可能是著者之名)以为此等史家，似乎是受旧腐儒思想或房玄龄临卒时所上表之影响，同时又忽略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之斗争历史及当时政治形势所致。

　　秦始皇修长城，发兵备匈奴，及汉武帝征匈奴之数十年大战，旧史家皆谴责为‘穷兵黩武’，但彼等完全不顾当时国家民族安危与异族之斗争形势。战国末年，匈奴势力已极强大，始皇统一中国后，其南下威协之势力，甚为严重，始皇为巩固中国北方国防计，乃大兴工役，并使蒙恬镇守北方，此纯为求国家安全之国防措施。及始皇死，秦迅速崩溃，中国陷入数年之内乱，强大之匈奴又开始南侵，冲破长城，越阴山山脉，将桑干河流域亘伊克昭盟之河南地，皆置于其游牧民族生息之地。此种情势，凡稍知中国历史与国防地理者，皆知其将危害中国国家及民族之生存。故汉高祖恢复统一之顷，即遭‘平城之围’，其后经文、景二帝数十年之忍辱负重，一方面输子女玉帛以缓和匈奴之入侵，一方面励精图强，充实北方国防，乃使中国国力渐趋强大。至武帝时，始能予匈奴以反攻。此种历经四代，为时数十年之兢兢业业以图存，犹能谓为‘穷兵黩武’乎!再观西晋八王之乱以后，五胡交侵，家国沦亡，最后鲜卑入主中国，中国沦于分崩离析者二百余年。及隋文公父子再复统一，彼等当时主中国之政，稍一回忆此二百余年之历史，宁不惊心动魄乎?及唐高祖父子起兵，中原起兵者，皆莫不称臣依赖于突厥，始能求得生存与发展，李渊亦不例外;及李渊统一大业逐渐告成之际，又曾遭突厥八度之大举入侵，以阻挠其统一。渊父子身受此种痛苦，及突厥对中国生死存亡之威胁，又宁不惊心动魄熟视无者见 乎?故依当时之国际形势观之，唐太宗之征突厥，正如秦皇汉武之征匈奴，为国家民族之安危而用兵也。

　　诚然，太宗征服突厥后，东亚当时之国际形势，为之丕变，换言之，太宗取代颉利可汗在东亚之霸权而成为天可汗后，为国家之久安计，已决策西北必须取得葱岭、天山为国防线，东北必须取得辽东为国防线，此乃成为唐大势力，以求实现之久安政策。此且可于以下二事见之：一灭高昌、龟兹后，太宗峻拒魏征之谏，在此等地区派遣唐之大臣猛将统治之;二克辽东后，太宗亦将其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至高宗灭高丽后，犹遣华人与其当地酋长杂治之。此亦为唐由东亚霸权之政治形势，演进发展为全亚霸权之政治形势之根源。

　　当时太宗为贯彻其远大方针之努力，亦可于二事见之：一当其将发洛阳东征时，由于薛延陀对突厥之压迫，太宗乃将突厥置于河南地(今伊克昭盟);但群臣皆谓河南距首都长安不远，将有后虑，太宗曰‘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及其至定州时，又谓诸大臣曰‘方隅大定，惟此(高丽)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之余力以取之’。凡此可见太宗谋国之远虑。至于房玄龄临终之言，实乃芍安一时之意图。况当时高丽盖苏文野心勃勃，东结靺鞨，南连百济，有在东亚边缘成一小霸局之势;而又屡侵附唐之新罗，以打击天可汗(太宗)之威望。故唐为永久国防计，为维护天可汗之领导威望计，其征高丽乃势在必行。岂可以‘出师无名’，‘穷兵黩武’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