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山西省高平市发现的李隆基形象壁画（资料图）】 

　　送日本使

　　日下非殊俗，天中佳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说明】：日本岛在中国东海之东。古称倭。可能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高宗皇后武则天，在麟德殿对倭国使者朝臣真人粟田前来贡方物赐宴时，因嫌倭名甚丑，并赐其“日本”国名。因我国古代典籍《尔雅·释地》中载“日下者，谓日所出其下之国也。”武后聪颖绝伦，通达古籍而善用。倭使入唐朝贡，武后时为中华领袖，恶倭名甚贱而缘典赐其国号曰“日本”，朝臣真人遂报其国，始因以为号。此其日本国名之由来。自唐以来，日本不断频繁遣使朝贡。并派留学生学习唐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生产技术，文化民俗。这首诗是唐玄宗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53年)送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回国时所赐。

　　【简注】：①送日本使：日本，全称日本国。亚州东部的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同中国、朝鲜、俄罗斯相望。东临太平洋。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3000多个小岛(包括无人岛)组成。面积37.7万平方公里。人口现为1.1亿。居民信道教和佛教。首都为东京。山地和丘陵占五分之四。多地震。《新唐书·东夷》谓：“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长安)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其俗多女，少男，尚浮屠法。”从古代起就同中国有频繁的文化交流。七到八世纪逐渐形成封建制度。《新唐书·东夷》谓“咸享元年(公元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又据岑仲勉著《隋唐史》之《唐史》第八节谓“日本得名，旧唐书有三说，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谓武后始呼为日本，彼邦遂遵用之”。可见日本国名始为武则天所命名。日本遣唐使达13次之多。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遣藤原清河率团访大唐参学。这是第12次。

　　②日下非殊俗：日下，指日本。《尔雅·释地》疏曰“日下者，谓日所出其下之国也。”非殊俗，谓日本风俗礼仪与中国无别。

　　③天中佳会朝：天中，亦谓天心。古代天文学家称北极星为天心。《后汉书·郎觊传》“北极亦为大辰。”李贤注“北极，天心也。”这里代指大唐都成长安。佳会朝，聚会理想的好时光。玄宗天宝中，大唐兴盛。万国来朝，是当时国际社会最景仰的著名大都市。陶潜，《移居》诗咏“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又谢庄《月赋》咏“佳期可以还，微露沾人衣。”

　　④念余怀义远：余，这里指大唐朝廷。远，指日本距大唐都城约一万四千里。《新唐书·东夷》谓“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久之，更附新罗使者上书。”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

　　⑤矜尔畏途遥：玄宗据太宗唐初“帝矜其远”之意，完全接受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率团不畏海途遥远艰险之苦，归义来朝之诚。体现了从初唐至盛唐对东夷一以贯之的怀柔国策。

　　⑥涨海宽秋月：涨海，古海名。相当我国南部的南海以至瓜哇海一带。日本遣唐使多在秋季归国。因此时海途相对较平静安全。涨海在此泛指涨潮风浪大意。秋季西北风渐多，由大唐归日本易遇顺风。秋月，指日本遣唐使藤源清河，完成赴唐使命而返归日本，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秋季。

　　⑦归帆驶夕飙：归帆，即返航意。夕，有季未意。飙有大风意，此句疑谓乘这年秋末，即九月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时起帆归航。虽然如此，飙有风险意。这里包含了玄宗对日本遣唐使团，返航时的安全方面的担忧，这是大唐天子对异邦友好使者至诚真切的恩泽与关爱。曾与李白、王维等结识的晁衡(即阿倍仲磨侣)，在这次返程中，在琉球附近(今台湾海峡)遇风暴，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当时误传晁衡遇难，李白闻而悲痛异常，即写下了留传千古的《哭晁卿衡》著名诗一首，咏：“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⑧因惊彼君子：因惊，于是被感动。彼君子，《诗·魏风·伐檀》咏“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玄宗在此代指日本君臣及其国民。日本到大唐都城长安海陆计程一万四千余里，海途风大浪急帆航甚险，但自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以来，屡次不畏艰险，遣使来朝，这深深地感动了大唐天子。赞美彼国君臣慕义向化的明智之举。

　　⑨王化远昭昭：王化，实行王法而达致化。也即王者治天下之道。《史记·儒林列传》谓“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昭昭，光明，光亮。《楚辞·九歌·云中君》“烂昭昭兮未央，”又谓明辩事理。《孟子·尽心下》谓“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玄宗此句，赞其日本国的文明历史也是从远古就继承了华夏文明。

　　【释义】：没有中国的文明，从根本上讲就不存在日本的文明。唐玄宗这首《送日本使》，就雄辩地证明了“王化远昭昭”的中日文明史。

　　二十世纪的日寇侵华战争虽然使日寇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中华民族也同样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极其残痛之损失。日寇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残绝人寰的“烧杀抢”三光凶策，犯下了天理难容的滔天罪行。当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时，日本当局头面人物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仍籍种种借口，祭起并纠集可耻的日寇失败阴魂，恶意昭然。当中国共产党开国领袖特赦的那些日军侵华战犯的后裔们重温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宽厚仁慈的胸襟历史时，实不知会作何感想。

　　据岑仲勉著《隋唐史·唐史·新罗渤海及日本之汉化》谓“贞观四年(630年，舒明2年)遣使来唐，唐使新州刺史高仁表往，与其王争礼，不宣朝命而还;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孝德、大化元年)，日人称为大化革新;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孝德、白雉4年)，学生来唐。翌年，多得图书而归。于时从北路取道新罗经莱州，一船载百二十人;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齐明帝4年)，僧智通、智达等取道越州来唐，学法于玄奘 ;麟德元年(664年，百济镇将刘仁轨遣使赴日);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刘仁轨再遣使赴日);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天智4)，刘仁轨二千人驾四十七船，巡视各国，达比智岛;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天武、白凤7)，僧道光还自唐，始传律宗;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持统元)，始用宋元嘉历，已而更用仪凤历。日本得名，旧唐书有三说，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谓武后始呼为日本，彼邦遂遵而用之;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文武、大宝元)，遣粟田氏朝臣真人来，长安二年至;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元正、灵龟2)，自唐传法律疑义。其时来者，以四船为率，取南路。学生阿部仲麻吕(仲满)，易名晁衡，官至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居唐五十四年，以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卒，开元二十至二十一年(公元732、733年、圣武、天平4—5年)，学生真备得唐礼百卷，乐书要录十卷及测影铁尺一枝以归;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孝谦天平胜宝5)，唐僧鉴真赴日，日僧元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即纪其事;天宝十三载(天平胜宝6)，日使藤原清河漂至安南，后更名河清，官至特进、秘书监、卒于唐;大历初(公元766年)，日改用大衍历;贞元十四年(798年、桓武、延历17)，日用令读书一用汉文，毋混吴音，其国专用吴音最久，自百济王仁(太始6-270，即应神之初)，始用汉音授经云;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延历23)，日使兴能献于唐，僧空海留肄业;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延历24)，日僧最澄(号弘法)还国，先是在天台国清寺受天台教，又受灌顶密教于龙兴寺之顺晓;元和元年(公元806、平城、大同元)，宝海还国，得长安青龙寺慧果之密教衣钵，自是密教风行;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大同2)，日令朝会之礼，常服之制，一准唐仪;元和六年(公地811年、大同6)日植唐茶;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淳和天长6)，日仿唐造龙骨水车以灌溉;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仁明、永和5)，日僧圆仁(号慈觉)，随其使常嗣入唐，驻维扬，节度使李德裕善遇之;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承和6)，常嗣借楚州新罗船八艘还国;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承和14)，圆仁自唐还，初传悉昙字，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嘉祥2)，唐商船始赴日本，以后常东航;大中七年(公元853年、仁寿3)，日僧圆珍(号智证)来唐，由闽历温、台入长安;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文德、天安2)，圆珍归国;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清和、贞观3)，日行长庆宣明历;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罢遣唐使。”由以上观之，日人欣慕唐风，由来已久。则玄宗之言，自凿然有据。

　　当然，自古以来，日本国的有识之士历来珍视中日共荣邦交，也为之作出了相当可贵的贡献。而中华民族更是以维护一衣带水友好邻邦之善化共荣为己任。因义不容辞而责无旁贷，而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则更是史册分明，举世公认。

　　唐玄宗十分感慨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对东洋夷邦的社会文明影响是多么的深远而昭昭。玄宗“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句，也包含了这来之不易的王化效应。不仅使大唐的礼仪之邦声闻海外，而且潜移默化使异域种族也深享厚德。大唐天子送日本使而赋诗，并非为闲情逸致，这是以一大邦之皇帝对一小小蕞尔之岛国使者的厚望，真诚希望王化昭昭于将来，且更要发扬光大，这也是玄宗皇帝对重洋之外的日本国臣民就如同大唐子民一样的浩荡皇恩之祝福。也是提醒自己并告诫未来诸帝继续而克勤克俭于“王化远昭昭”之大业。也把善化邻邦定为大唐佐基甚至为社稷计的基本国策。也是深刻体会太宗“帝矜其远，毋拘岁贡”怀柔仁远历史意义的表现。进一步发挥发展并深化了怀远方略。

　　唐玄宗这首《送日本使》诗，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价值。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唐帝国对几可不经意的异域小岛之国如此加礼，这是应特别引起注意的大事，不愧为一代大邦雄主，确有战略意义上的统御万邦的政治家主宰风彩。

　　这首诗从中日邦交意义上来看是有里程碑的价值。作为中国古代一位封建帝王对日本臣民的至诚关切之情发于宸衷，玩味其辞，掬手可见。也是华夏民族最敦厚朴实真纯感情的集中表现。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而与日月同辉的精神光芒。

　　《孔子家语·王言解第三》：“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玄宗《送日本使》诗，从表面来看似乎不过只是一首普通的饯行诗。但“王化远昭昭”的背后，仅唐玄宗朝就渗透着近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艰苦经营的心血。中宗、睿宗之世，韦后、太平相继扰乱。玄宗继位，国家急务是拨乱反正。内用贤相，外任良将，行儒家之道，施无为之治，殚精竭虑，费四十余年辛劳，把一个大唐江山整理得花团锦簇，果然收孔子所宣“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之功。”唐玄宗亦几近可道之明王。故远隔万里之外的海外倭人亦慕道而来，倾心王化。则累世怀柔王化之功，俱昭昭可见矣。而唐玄宗亦足籍此正可永垂不朽。

　　然而仔细体味咀嚼“王化远昭昭”之说，既是唐玄宗治理天下欲使四海宾服而王化的伟大雄心所在，也是对他付出心血且实施怀远王化战略的成功总结，更是他骄傲自我贡高的表现，同时还是他放弃继续努力竸竸业业使天下大治功败垂成的不幸端倪。因有此傲，以为国家无事，天下太平，社稷永固，可高枕无忧。故安史乱起，仓促无备，万乘至尊，播迁西蜀，急急如丧家之犬，遗憾被天下笑。知玄宗赋《送日本使》诗，定然未能梦及自己将有幸蜀之忧。由此可证，玄宗虽有“开元盛世”之治，终然未悟孔子在七教三至之治国方略深意。其破家失国不亦宜乎?且“王化远昭昭”之说，更透露了玄宗好大嘉功的狂妄心态。

　　寰球虽小，却种族甚多，邦国亦众，岂可置万类于一尊之下。未知兴衰三世因果，而国祚延促实亦难料。玄宗自认为聪颖盖世，终不解袁李《推背图》所寓之休咎。天宝之末，仍对外穷兵不休，其实欲用武力使“王化远昭昭”。不知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已是强弩之末，犹全然不知，尚刻意为功。老子《道德径·二章》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以老子之说而论，玄宗未识天道恶盈之理，犹以为功自居，不较量难易长短，忘乎喜怒同根，是非同门，祸福伏倚之机，一旦萧墙生变，而肘腋之祸已不测矣。则昭昭王化之功又何在乎!?

　　释迦牟尼《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则释迦之教较之老子之论更为彻底究竟，“王化远昭昭”作为玄宗之世的一个片段，放置在破家亡国的大背景后面来看，确确实实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但玄宗在肃宗朝，辗转回到长安后，亦未必作如是观。惊回首，只恐久已尴尬在灯火阑姗处。

　　又释迦牟尼《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至心精进第五》谓“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蜎蠕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是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否。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释迦牟尼之法，虽重在了脱生死以超轮回，但因其义无量，究竟无碍圆融，如为帝王者，持以治国，其治化之道自可臻于至境，但需斗量大海精进不止而行万邦和宁光明之道，无贪无欲，清净自摄，则共和宏愿，定可克果。法藏比丘在因地曾立大愿，建造“都胜无数诸佛国”之极乐国土，“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终于成就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超过诸佛国。世间一邦之主，以皇帝自居，经营小小寰球弹丸之一域，尚费心劳神，行事善少恶多;机关算尽，却天堂未就，地狱先成，动辄涂炭生灵无数，以致自己更堕落三途，改形易道，多劫自食万劫不复之苦果。

    唐玄宗如粗通佛理，效法法藏比丘之行，不但达五帝三皇之治如烹小鲜之易，且五浊娑婆之世必可近乎人间净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