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儒藏》编撰中心主任】

　　2007年3月，汤一介先生刚过了八十岁。我到了北京后和他通电话，深为他的儒雅气息所感染，脱口而出：“汤先生，我们做个采访吧!”汤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好几天后见面的时间。当我到北京大学朗润园汤家的楼下，按了门铃，竟没回应，再打电话，也没人接。我随即给汤先生的至友庞朴先生打了电话，庞先生说，如果汤家没人，汤先生夫妇可能是到郊外的另一个地方去小住了。于是，我写了一张字条并留下手机号码，放在汤家的信箱，信步从北大到圆明园去逛了一个下午。

　　这一代出不了大师

　　几天后，我接到汤先生的电话，彼此互相道歉，都说自己记错了时间。我提到3月15日刚在陈乐民和资中筠夫妇家谈得很畅快，建议汤先生和乐黛云老师一起接受我的访问。汤先生说：“我们和陈乐民、资中筠夫妇是好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了。”电话里听到他跟乐黛云老师商量了几句，马上就听到乐老师爽朗的笑声。3月17日，我如约来到他们家。汤一介理性，乐黛云感性，张弛之间形成有趣的组合。两人的谈话风格迥然不同，乐黛云健谈，但在访谈中主动让丈夫多讲一点，只在适当的时候补充。

　　汤一介提到自己刚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我一生走过来也不大容易，很多运动。八十岁时我讲了三点：第一点，我做一个哲学家的基础不够，中外基础都不够。我虽然考虑一些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做完。第二点，做中国哲学一定要对西方哲学有非常好的了解，才能做好，因为这样才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特别是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第三点，现在做《儒藏》，对我也是一个考验，因为我原来是做哲学的，不是做古籍整理的，所以我现在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地来做。”

　　回忆北京大学当年的学风，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从文一代的风采恍如隔世。再结合当下的学风，汤一介有感而发：“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后来的好得多。像我父亲这一代小时候读私塾，背了四书五经的，然后又到国外去待了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西方当时的学术思想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方面基础比我们好得多。我们没有原来背四书五经的国学基础，因为我们是新式学堂出来的，又没有机会到国外待五六年。他们这两个基础都比我们好，所以做出成绩来。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再下一代都没有机会，现在出去留学的人可以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他们国学基础并不好。研究外国的东西研究得再好，也不会比外国人自己研究的更好，可是研究中国的东西，基础又不够，大师还是出不来。”

　　他们夫妇视野很开阔，曾多次到海外学术交流，也十分关注海外学者。汤一介说起从杨联陞到余英时、林毓生、张灏、杜维明等学者，交往的故事中，依稀有老北大的做派。

　　乐黛云介绍夫妇的生活习惯：上午做工作，然后一起散步，下午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当时她还在北外招了几个研究生。汤一介则致力《儒藏》的工作。

　　2011年4月，得知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出版后，我打了一个电话到汤先生家道贺，电话竟不通。我随即打电话到北大哲学系，哲学系老师说，汤家最近怕电话干扰，为了汤先生身体考虑，把电话停了。我便给乐黛云老师写了一个电邮，希望就《儒藏》一事给汤先生做个电话采访。乐老师即回信：“老汤说很愿意和你谈，但他最近有病，希望你15日后再联系。”随后告诉了他们家的新电话。不久又来一信：“老汤说，他最近先将一些材料寄给你，请你先看一下，5月8日我们从乡下回来再约谈好吗?他最近心肾都不大好，医嘱静养，还望见谅。”并托学生给我快递了厚厚一批关于《儒藏》的材料。

　　2011年5月12日，我和汤一介先生通电话，感觉他的思路清晰，对《儒藏》的问题胸有成竹，颇有出口成章之妙。一个小时的通话，整理出来便是洋洋洒洒六七千字。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汤先生电话长谈，一般都和乐黛云老师通电邮，她的签名常是简洁的“汤、乐”。

　　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