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中国就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猎取财富和荣耀的目标，荷兰人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到远东的第一时间就准备进军中国。 根据《明史;列传之二百十三》记载：“和兰，又名红毛番。……(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荷兰人首先试图攻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再无法战胜的情况下又转攻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而根据澳门的本地记载，这次行动也无功而返。这里澄清一件事情，澳门整个明代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只是由葡萄牙人居住而已。葡萄牙人要向明朝政府缴纳土地税，并且死刑一类的重刑须经中国广东地方政府认可方能执行。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地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这次武装试探的首领是范;涅克(jacob van Neck)，他是荷兰第二次东方舰队令官。1604年，第二次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wybrand van warwijck)，根据西方记载，他是一个Admiral，即“舰队司令”或“海军上将”。他于此年夏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企图先占澳门，再占澎湖，途中遇到大风，漂流到澎湖岛。当时岛上本驻有防倭寇的“汛兵”，由于倭寇多在冬春季来犯，当时正值夏季，驻军已撤回大陆，所以荷兰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澎湖，并升起了东印度联合公司的旗帜，自说自话地宣布此地为“荷兰据点”。 韦麻朗驻扎妥当后，让一名中国商人去大陆同福建地方官员洽谈通商事宜。在当时，中国人私自与“外番”通商乃是大罪，因此，该商人一上岸即被逮捕，明朝地方官同时要求荷兰人先退出澎湖――这里是中国领土。 也许是荷兰人把中国当成了东南亚土著，这个要求他们退出澎湖的讯息韦麻朗只当耳边风，他一方面派人向明朝驻福建的税吏宦官高寀行贿，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 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二十年前，年轻的沈有容在明北部边境率29名健卒星夜遭遇三千蒙古铁骑，身中二箭，手刃六人，最后全员退返从而一战成名。此后，沈有容又先后参加过万历朝鲜之役和东南沿海剿倭战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明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位将军率舰队来谈判，这是荷兰人万万想不到的。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虽然韦麻朗本人尚能保持风度，但其身边的人却恼羞成怒地拔剑示威。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回答道：“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中国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 荷兰人是精明的商人，虽然他们宣称开战，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被五十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606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掌握了远东除中海海域外所有的制海权。1609年，荷西停战，荷兰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法、西、葡四国之和。1619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迁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若干年内，荷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建成了每一个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东方殖民帝国。 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巴达维亚总督库恩(Jan Coen)派遣雷耶斯佐恩率领16艘战舰(内有4艘英国船，打开中国大门这件事情，两国利益是一致的)，1024名士兵，准备进攻澳门。下达的指令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取得对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领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舰队。在西方霸权者的眼里，这些中国海港都是他们任意建立军事地点的地方(和清末殖民者的计划并无不同)。 但荷兰人低估了澳门的抵抗能力，结果一场战斗过后，登陆的800名荷兰士兵有136人阵亡，126人受伤，40多人被俘。被击退的荷兰人开始执行第二方案：“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最后他们选择了18年前的澎湖，1622年7月11日，雷耶斯佐恩率舰队以士兵900人登陆澎湖。(这时正好明军汛兵又撤回大陆的空白期) 库恩总督认可了这一行动，他特别要求雷耶斯佐恩攻击附近所有的中国船只，把俘获的水手送到巴达维亚做为劳力使用。他确信“对中国人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武力”。在这种命令下，荷兰军舰到处袭击中国和平居民和民用船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抢劫了600条中国船只，掳掠了1500多名壮丁为奴隶(奴隶贸易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一项普遍贸易，也是东印度公司在亚非开展的业务之一，明朝之所以不愿意和西洋人通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西洋人初到中国时普遍都有掳掠人口的劣迹，这无异超出了中国儒教文化圈对通商的定义。国内的很多“学者”在谈到明代对海外贸易的限制时多谈儒教的思想禁锢而很少谈到原始积累时代西方“自由贸易”到底是个什么具体形态。) 8月起，荷兰殖民者开始强迫抓来的华人奴隶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56米的方型城堡，每堡安置火炮29门。红木埕要塞历时三个月完工，1500名华人奴隶在这三个月中累死饿死了1300名，幸存的270名被送往巴达维亚做为给库恩总督的私人礼物，其中最终抵达的只有137名，其余均死于途中。 有朋友可能问当时的明朝军队干什么去了，其实道理很简单，按照明朝的军制，每支部队驻防一定的地区，没有上谕不能跨区机动。而荷兰人的实力单凭单个地方的小股驻军是无法在进攻战役将其击败的，这也意昧着要动员一支足以击败荷兰人的野战部队必须得到远在北京的皇帝的批准。而1622年正是明军广宁大败，袁崇焕单剑出关的那一年，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山海关的情况下，明朝皇帝根本没有可能去料理福建沿海西洋海盗的事情。但即使如此，在荷兰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中，凡是有中国驻军的地方，荷兰人都没讨得了好去。 澎湖要塞完工后，从巴达维亚又派去了一批援军，荷兰人总兵力已经达到12-15艘战舰和1200名以上的士兵，这样规模的部队在欧洲殖民史上已经不算小了。更重要的是，荷兰人根本不相信各种游记中提到的有关中国军队的数字，他们不自量力的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也就是说他们要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在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照会。荷兰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非常积极地贯彻以战逼商的政策，频频进犯中国沿海，临近的厦门自然首当其冲，而明军也给了他们与倭寇同等的外事待遇――厦门驻军在赵一鸣的指挥下多次击退荷兰人侵扰，一次就俘斩数十人 。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荷兰人的暴行。为了尽快增加荷属东印度的高素质劳工人口，对中国劳动力情有独钟的库恩总督一再下令，“尽可能的掠夺中国的男、女、儿童，充实巴城、安**万丹，荷兰舰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切，这最终激怒了明朝。1623年8月，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11月，以计焚毁荷兰战舰一艘，生擒52人，斩杀8人。次年正月，40艘战舰运载着两千明军几乎在一夜间出现在澎湖要塞前，并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抢滩登陆，发动了猛烈进攻。荷兰人毕竟是一支惯战之师，他们收缩至风柜城，此地三面临海，只有一面*陆。荷兰军队在陆路挖深壕为障，以战舰控制海上，凭借舰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成功地阻止了明军的进攻。 见攻坚不下，明军也在澎湖筑石城，双方对峙，相互攻击。南居益亲至澎湖督师，指挥各处明军集结，最终在这个弹丸之地竟集结了超过一万名的明军和150-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另外，明军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同时南居益给新任荷军总司令发信，扬言再不走就用砂石填平澎湖湾。 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最终终于支撑不住，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灰溜溜的“扬帆去”。明史载，在达成协议后，荷兰副将高文律等十二人拒绝服从命令，“据高楼自守”，最后被全部捕获，和其他荷军战俘一起“献俘于朝”，以他们的耻辱为第二次明荷间的交手画上了句号。 澎湖之战后不久，库恩总督被召回述职，在述职会上，他主张以武力和恐怖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评价是“虽高瞻远瞩，但不切实际，”这以后，他再也没回到巴达维亚总督的宝座上。 荷兰人打开中国大门的热情一点也不比二百年后的英国人低，被从澎湖击退的荷兰舰队并没有返回巴达维亚，而是直接去了台湾。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他们可以在中国官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占领澎湖，那么，对于更加山高皇帝远的台湾，荷兰人轻易得手也就不以为怪了。 荷兰人登陆的地方在今天台南的安平，当时称为大员，大员西侧有几个成串的小岛，从一到七分别叫做七鲲身，相距各里许，之间的水很浅，水位低时可与台湾陆路相连。一鲲身面积较大，荷兰人就在这里筑垒，建立了热兰遮城。后来，由于这里与台湾本岛交通不便，荷兰人宋克又用十五匹粗麻布，换取了本岛一块地方，建立了普罗文查城，中国人称为赤坎城。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宋克先生的同胞们以价值24美元的小零碎从北美印地安人手中换取了一块毗邻大西洋的土地，当年矗立在那块土地上的城市，今天叫纽约。) 热兰遮城并不是一座“城”，荷兰语它是一个“kasteel”，即“城堡、要塞”的意思。它在本质上是一座欧洲式的城堡而非中国城市，这也可以理解中国军队后来为什么没能一举攻下这座“城”。 热兰遮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即核心城堡于1624年动工，1632年竣工，外城则于1641年全部完成。总共耗费了18年。据历史文献记载，内城为方形，坐北朝南，共三层建筑，墙高约30英尺，厚4英尺，顶楼四角建有突出60码的棱堡，壁厚6英尺，附建有瞭望塔。城基广方276丈6尺，顶层和二层均有胸墙，顶层设重炮位15座，南北各挖有通海的深井，以防火攻。二层各边有中圆堡，亦可置炮位。北侧有小门及砖梯，可下至地下室及弹药库。外城较低，搭接于内城西北角，壁厚3尺8寸4分，胸墙高4尺，西北角及西南角亦有棱堡突出。根据近年实测，内城轮廓约为115×115米，外城为165×77米，内城砖厚1寸2分，外城1寸5分，均以糖水糯米汁捣蛎灰及砂制成三合土制作而成，非常坚固，这里也成为荷兰人在台湾的总督驻地和军事中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兰遮城堡东面的沙滩上，一些当地平民慢慢聚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才是真正的“热兰遮城”，中文译名是“热兰遮镇”。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役时此地首先被郑军攻占，以后漫长的围城战所攻击的，就是“kasteel zeelandia”。 普罗文查城坐落在台湾本岛上，与热兰遮城隔台江相望，它设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联系内地，军事上的规模不如热兰遮。此城实际上是由一座大台和西南角两座小台组成，大台上有一座荷兰式三层楼建筑，四隅建有宝塔式瞭望亭。城的入口设于西面中央，东西南北各设有炮座。据史料记载全楼周长45丈3尺(实测141.5米)，楼高三丈六尺有奇，城内也有地窖和水井，外壁厚180公分。普罗文查城前方即为码头。 通过这两座城，荷兰人开始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向台湾内陆渗透。然而此时荷兰人在台湾最大的敌人却并不是当地土著高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为数只有几百的西班牙人(在很多时候，一个拥有野心的侏儒比一个温文尔雅的大汉更有威胁)。在荷兰人对台湾开始经营时，盘踞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对此做出了反应。1626年，即荷兰人侵入台湾的第三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遣了十四条船和300人的陆战队在台湾北部的基隆地带登陆，他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堡垒圣萨尔瓦并以此为据点在两年内控制了淡水地区。1642年，菲律宾爆发民族起义，驻台西班牙军队大部被调回，这就给盘踞在南部的荷兰人一个机会。这年8月，热兰遮城派出了北伐军，包括陆军士兵1100人，四艘大中型战舰和九 艘小型战舰，此时西班牙全部守军只有180人。在这种情况下，当荷兰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班牙人选择了体面的投降。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曾试图“收复”北台湾殖民地，然而很快巴达维亚的荷兰舰队出现在马尼拉本港外，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个计划当然无从提起了。就这样，自1642年起，台湾事实上被荷兰人独占了，直到郑成功大军到来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荷兰人在这里逐渐完善了统治机构，台湾成了荷兰人的“东北亚明珠”。荷兰人窃据台湾后，利用台湾岛有利的地理位置，通过垄断贸易、苛捐杂税和武装抢劫等当时欧洲人流行的“商业方法”，很快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据统计，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众多商馆中，台湾商馆上交的利润位居第二。(在他们“生意”最好的几年，每年平均从台湾获取40万荷兰盾的纯利润，荷兰盾是金币，50盾含一盎司黄金，40万荷兰盾仅从贵金属角度讲就包含八千盎司黄金约248.8公斤的纯金。从购买力来说，当时192荷兰盾能买2吨黄油。)仅仅是同中国做生意的若干个国家中的一员就获得了如此多的收益，那么如果能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岂不是更能发财?连年高额利润冲昏了荷兰人的头脑，他们再次决定以武力为要挟，要求中国人把所有的对外贸易全部交给荷兰人垄断。于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每当西方殖民者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试图独占中国的对外贸易，这种我们看起来很荒谬的想法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实属正常。就在荷兰人发动这场战争后若干年，英国人也同样的理由和方式发动了第一次英荷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