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突破依赖于中国史前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研究的长足发展表现为：

　　（一）中华大地各地域考古学文化谱系已建立，这不但使得我们在阐述各地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时，对各地发掘资料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处理上有一个时空坐标；而且对各地各个文化圈的相互交流、影响、交互作用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都能对准焦点，找准可比性，不至于出现时空错乱。

　　（二）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近30来年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使得我们能够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史前社会形态的演进。事实上，20多年来，在研究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课题上，我们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架构起与欧美学者相区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提出“由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为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邦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和王国—秦汉以后的帝国。这实际上也是从国家形态演进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对此，有学者评价说，这是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等理论模式相并列的、具有“中国叙事”的新的理论模式，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社会复杂性演进过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学术创新意义的探索”。

　　（三）中国史前考古的一些重大发现，不但对探索原始科学技术、天文历法等有进展，而且通过它们也可以对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精神现象、思想意识形态、原始宗教思想等进行研究。例如，距今5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87M4号墓葬随葬的玉龟和玉龟内所夹的表示“天圆地方”和“四极八方”的玉版，就对研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八卦的起源提供了史前社会的实物资料。再如，河南杞县鹿台岗发现的内圆外方的“十字形”建筑物所反映的由测定四方转换为测定四时（四季）的天文历法技术，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出的观象台建筑和测定日影的圭尺，为探讨建立在天文历法上的宇宙观以及“地中”观念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学依据。诸如此类，还可举出许多，这些都是可以说明当时原始宗教思想的重大发现。

　　我们将中国史前考古发现转换为对中国原始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不但填补了中国思想通史研究中的原始社会思想史的空白，而且也成为我们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的一大亮点。

　　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既是目标，也是过程。这项工程的系统性，既要求学者们须站在理论思辨的制高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征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也要求学者们对社会历史研究走向进行深入和突破；还要求把历史与现实相对接，为新时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的过程，也是全面提升哲学、思想史、史学研究与大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也是新人辈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事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