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明朝将领王越托名创造《满江红》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细检《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王越被选入《明诗别裁集》的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来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该集与《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

　　二、王越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一说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也实在生得太迟了。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

　　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

　　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年)晚了40多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

　　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 ，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事实上，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刻石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早于余嘉锡所宣称的明朝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

　　不仅如此，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汤阴岳庙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早了八十多年，也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杭州岳坟词碑早了50多年。

　　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发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有许多学者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河南省汤阴县，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些牵强。“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王熙书碑时明英宗已放归八年(1450年)，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与史实不符。

　　近代学者余嘉锡质疑的潜在原因：

　　余嘉锡在指责《满江红》“突出于明之中叶”，说“则学者不可不知也”之时，得意地说：“梅赜之伪《古文尚书》，千余年以来奉为‘正经’，前贤发挥之者至矣……然自朱子始创疑之，至梅ZU、阎若璩等遂成定论，卒之伪古文仍不可废，梅、阎之说亦终不废也。”(中华书局1980年版《四库提要辨证》1453页)

　　这里，余嘉锡披露了一个消息：他之所以对《满江红》起疑心，并且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就断定其为“伪作”，是受了阎若璩证伪《古文尚书》的影响。换句话说，是清朝疑古学术风气的延续使然。

　　清朝的疑古风气之下做出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本人通过仔细研读今人张岩写的《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一书，深信阎若璩的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是错误的。一句话，《古文尚书》根本不是“伪书”!目前，疑古派传人在学术界的势力和影响慢慢消退，可以预见，《古文尚书》案不久就会翻案!余嘉锡崇尚的典范阎若璩其实学术上很不严肃，他和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而正如以上本文对余嘉锡的论据的反驳，余先生也是证据不足的。因此，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不该怀疑《满江红》是伪作。

　　再说，清朝疑古风气那么浓，如果《满江红》很有作伪嫌疑的话，清朝人怎么没有人说出来?非要等到余嘉锡来发现呢?个中原因，恐怕是清朝学者知道它并不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