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乃是以西方化作为现代化，是中国学人的“自我阉割”。随着莱奥·施特劳斯关于古今之争的推介，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将古典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主张一种没有现代性干扰的古典性。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当代诠释学的宇宙恰恰包含这两个主题，它既横跨中西，又通达古今，诠释学就是中西和古今之间的桥梁或中介。

　　首先，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指该文化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时代或相同发展阶段上的落后与先进的差别；文化的民族性则指各民族文化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各自的文化传统。就我国文化来说，应当区分两个不同的时代，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两个时代。前一个时代的中学与西学之争，源于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锁国愚民，一些先进人物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发愤图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就是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过程，因而是古今问题，而不是中西问题。后一个时代的中西方关系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关系。我们学习西方是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理论。这时我们就不是西化，而是国际化，世界化，先进化，普遍化。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说，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我很赞同我的老师贺麟先生的观点，贺师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反对中体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国哲学。

　　其次，对古代经典的理解，需要进行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也就是“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沟通”。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柏拉图已经不是当时的古希腊、柏拉图了，而是我们此时的，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也不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经典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还是一个现代性概念。经典型或古典型的真理并不自在持存，而是通过历史的不断参与，即与当代不断进行中介而存在。经典型或古典型东西就是经过不同时代检验而保存其真理的东西。理解永远是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在它们之间建造一座桥梁。

　　在中外关系和古今关系中，凡是学都是学共相，学优于自己的东西，因而是观念的融合过程。从诠释学观点看，中外和古今的学习关系，都是这种融合过程。认为借鉴西方哲学来发展中国哲学就是按西方模式建构中国哲学，或者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就是将经典现代化，这都是误解了观念理解的本质。对观念的理解不同于观念本身，它是要把观念带入一个更大的自己所属的视域中。这正是古代柏拉图所说的知识是回忆、近代维柯所说的copia（丰富的观察点），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前结构、诠释学的作为、修辞学的发明和伽达默尔所说的应用。任何对观念的理解都不是对原观念的复制或模仿，而是把原观念带入我们所处的现实性，使其具有当代性，经受批判和转变。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独特性是一直漂泊在外，回不到自己的家，那么精神科学的独特性就如《圣经》所描述的故事一样，是浪子回头，重返家园。这说明精神科学具有一种普遍的循环结构。

　　北京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洪汉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