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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诗综》的明末清初学风
来源: 光明日报  2017-08-17 09:29:00   责任编辑:马骁  www.k618.cn
内容提要:“以诗存史”观念呼应着清初史学的建设,“宗经”“重学”“博综”“致用”等旨趣则反映出明末清初学术以“批判”和“承续”为特征的学风趋向。
  明末清初灿若星辰的学者群体中,朱彝尊以“博综”著称,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作为其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著,《明诗综》一书在编撰旨趣和编撰实践上不仅鲜明地体现了其学术思想之个性,又与彼时学术风气紧密关联:“以诗存史”观念呼应着清初史学的建设,“宗经”“重学”“博综”“致用”等旨趣则反映出明末清初学术以“批判”和“承续”为特征的学风趋向。
  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彝尊应“博学鸿词科”之试,以一等录取,授官翰林院检讨,充《明史》修纂官,后因私自携小吏入史馆抄书被弹劾降职,未能继续参与修史。《明诗综》的编撰,是其史学编纂思想的另一种实践。在《明诗综》自序中,他明确指出此书编撰目的在于“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明诗综》虽非史书,但是因为入选诗人和诗作条目中有朱彝尊撰写的诗人小传和诗话,所以很多史料得以保存,史实如卷六十三谭清海条选录有谭清海在明穆宗时议礼所上《三大礼疏》,“《实录》不书,野史失载,故节录之”,制度如卷八十三太庙时享、太学释奠、雩祀、升祔等条目对明代的国家祭祀仪式有细致的记载。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相比较,《明诗综》更为注重对明末党锢之士、抗清诸臣以及遗民诗人所作诗歌和生平事迹的收录和采集。在《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中,朱彝尊对自己这种有意而为的“存史”实践作了说明:“故彝尊于公安、竟陵之前,诠次稍详,意在补《列朝》选本之阙漏。若启祯死事诸臣,复社文章之士,亦当力为表扬之,非宽于近代也。”
  对“诗”与“史”关系的探讨,是清初文人学者的重要话题之一。杜濬《程子穆倩放歌序》说:“诗可以正史之伪”。屈大均《东莞诗集序》指出:“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自序中申明其借诗以存史的编撰旨趣:“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以诗补史”:“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籍乎诗也?”(《万履安先生诗序》)
  明亡以后,遗民学者以“存国史”为“后死之责”,史学因此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黄宗羲在其所撰《董守谕墓志铭》中说:“国可灭,史不可灭”,这也是清初遗民学者的普遍观念。因此,私家史述成为他们对抗官方政治话语的一种重要形式。黄宗羲认为:“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亦谁命之?而不谓之国史,可乎?”意在彰显遗民学者对于史学的参与和建设。朱彝尊曾比较官修与私家史述,认为“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以诗存史”这一观念可以说是清初遗民学者对于史学范畴的一种刻意延展。遗民学者自觉的历史撰述意识以及对于“诗”与“史”关系的思考,以求真和征实为治史标准,在理论和实践的多个方面参与着清初史学的建设。
  从钱谦益“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见解的提出,经过顾炎武以“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加以发展,到费密表彰汉儒经说,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以实志道”,以经学取代理学,回归汉儒,已成为明末清初的学风所向。黄宗羲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朱彝尊在学术思想上,也是主张以经学为根本,他明确指出:“然后知进学之必有本,而文章不离乎经术”,《经义考》一书的编撰则是其“宗经”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一观念同样反映在《明诗综》中,对于沉潜六经的学者王樵的诗作,朱彝尊有“实获我心也”的感慨:“方麓研心著书,自言六经毕其四。诗特游艺,然清婉轶伦,当《甔甀》《太函》《白榆》《澹思》叫嚣之会,乃闻此雅韵,实获我心也”。
  清初学者对于明人“不学”的批评,几乎众口一词。顾炎武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批评晚明颇有影响的竟陵派:“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说学而已。”朱彝尊同样从诗文创作的层面对明人“不学”以致空疏浅薄提出批判:“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实非,不学墙面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读书破万卷乎?……以此知兴观群怨,必学者而后工。今有称诗者问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堕云雾,顾好坐坛坫说诗,其亦不自量矣。”宋濂、方孝孺、胡应麟、方以智等人,虽不擅长于诗,但学有根柢,朱彝尊在《明诗综》中对他们称扬有加,而于李梦阳、薛应旂等人,朱彝尊则或视其浅薄,或责其孤陋。“重学”作为一种批评倾向具体表现在《明诗综》的编撰中。
  王国维在评价清代学术时曾说:清学有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清初学术承续了明代学者对于综合和统贯的重视以及“嗜大”的学风。就儒学而言,明末大儒刘宗周就一再批评俗学的“支离”,强调谱系和统综的学术体系,孙奇逢、方以智、黄道周等人,更是注重学问的“会通”。李时珍《本草纲目》、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等著述,体现了明代学者对于“博”和“大”的追求。清初学者治学以“博学于文”为风尚,对经史百家之说皆有广泛的涉猎。以黄宗羲为例,他不仅在史学、经学方面卓有成就,对于天文、地理、历算、数学等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朱彝尊本人崇尚“博学”,他的学术研究亦以“博综”著称,沈德潜说:“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虫鱼诸类,无不一一考索。……顾宁人先生不肯多让人,亦以博雅许之。”《明诗综》以甄综有明一代诗人诗作为宗旨,体例结构皆与正史修纂的宏观布局相一致,在具体编撰实践上体现出“博综”的学术旨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阨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经世致用”思潮极盛于清初,而其兴起,则早在明代万历中叶。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明确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张,其后,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等人进一步将经世致用思潮向前推进。清初倡导“经世致用”最为突出者,当推黄宗羲与顾炎武,黄宗羲所撰《明夷待访录》被后世学者推许为“经世实录”,顾炎武写作《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有着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朱彝尊的嗣父朱茂晖,是明末复社的重要成员,复社“复古致用”的理论主张对朱彝尊学术思想的形成有深刻影响。游幕四方之时,朱彝尊又与顾炎武等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者交游颇多。朱彝尊认为,君子之学须见诸行事:“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学,投荒裔、御大敌,平大难,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传》所称三不朽者,盖兼有之。世儒讲学率寓之空言,先生则见诸行事者也。”他所撰述的《日下旧闻》、与曹寅合纂的《两淮盐荚书》等都是致用观念的实践。《明诗综》旨在“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其中对于顾炎武、黄宗羲以及几社、复社、应社诸君子的评价,都可见朱彝尊对于经世致用观念的认同。
  朱彝尊《明诗综》一书的编撰带有明末清初学风的深刻印记,与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著述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积极构建着清代学术的起点,成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

【本文责编:马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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