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西方文化重逻辑理性的言说，中国文化更偏重于诗性言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也有思辨性的一面。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思辨之风最为浓厚的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激荡，辩士云涌。诸子的思辨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诸子的思辨艺术成为后世说理性文字的源头活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文体风格。

　　战国时期，周朝失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身处其中的有识之士对治国平天下各有构想，也各有说辞。不少人常常游说于诸侯之间，成为一群专门靠思想与口才吃饭的游说之士。他们手无寸铁，没有一兵一卒，更没有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们有经天纬地的思想，更有三寸不烂之舌：“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商君书·算地》）凭着自己的思想和口才，却能影响君王的决策，甚至影响时局的走向。有的人佩印封侯，成为一国栋梁；有的人虽不为时人所重，其思想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源性基因，持续地影响着后人。

　　诸子思辨求真求理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特别是古代文论家们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后世文人之所以较多地继承子学传统，与历代文人的人生定位有关。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们历来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谦谦君子，遇人当礼让三分，原本是不好与人争辩，但人生短暂，世道纷杂，为了建功立业，又不得不辩。特别是在百家争鸣、群雄逐鹿的时代，为了阐明自己的治世方略、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必然要与其他学派进行论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孔子之道不著”“仁义充塞”，各种歪理邪说满天下，只有抵制各种“邪说”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所以自己要站出来为道义辩解。这是一个大丈夫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与孟子类似，荀子也认为，凶险的小人大行其道，所以君子必须站出来辩解，以维护仁义：“君子必辩……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荀子·非相》）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也就是说，庶人多议，皆因天下无道。诸子本不想辩，但又不得不站出来辩，一方面是世道所逼，另一方面也是有志难申，故借辩以申述其志。这种不得已而辩的精神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提出“发愤著书”说，认为圣贤著书“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自己撰《史记》也是志在“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这跟《春秋》一样，也是一种“议”。刘勰著《文心雕龙》一方面是在为人生而辩，为的是实现自己传承儒家思想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他也在为文心文理而辩。前代论文的著述虽然很多，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有的“密而不周”，有的“辩而无当”，有的“华而疏略”，有的“巧而碎乱”，有的“精而少功”，有的“浅而寡要”（《文心雕龙·序志》）。这种文论局面，正如诸子面对的混乱世道一样，刘勰不得不站出来争辩。叶燮撰《原诗》是为诗学本根而辩，他所处的时代“是非淆而性情汩”（《原诗·内篇》），诗学观念错乱，所以他要站出来辩解。

　　刘勰说：“辩立有断辞之义。”（《文心雕龙·征圣》）思辨性的语言思路清晰、思想明确，给人一种决断之美。诸子论辩讲究逻辑推理和论辩方法，注重逻辑的力量，就有这种断辞之美。刘熙载指出：“战国说士之言……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艺概·文概》）严密的逻辑推理，迫使对手甘拜下风，维护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就呈现出一种“断辞之美”。诸子的论辩艺术对后世文章影响很大，比如孟子的文章对唐宋说理文章就影响很大。刘熙载指出：“韩文出于《孟子》。”（《艺概·文概》）诸子对后世文论的思辨艺术也影响很大。中国古代文论大部分是诗话、词话、曲话、小说点评之类体式，作者们也多是以一种轻松赏玩的心态去评诗论文，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不少立志高远者，欲成一家之言，潜心著述，落笔自成一体。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叶燮的《原诗》就是典型的代表。刘勰主张“剖情析采”（《文心雕龙·序志》），“剖析”就是一种理性思辨。章学诚称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就点出了《文心雕龙》思辨性的“断辞之美”。沈珩在《原诗叙》称《原诗·外篇》“肆博辩也”，“其文之牢笼万象，出没变化，盖自昔南华、鸿烈以逮经世观物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就点出其文风直承诸子。《文心雕龙》《原诗》这几部相对系统的文论著作，当然有辩立断辞之美。古代文论中，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是否也有这方面的特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虽然以松散随性为主，但还是有一些思辨性言说。比如清代查为仁说：“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莲坡诗话》）辨析在毫发疑似之间，可见仔细揣摩、精心把玩之用心，这是否也是一种思辨呢？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子学与古代文论的思辨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751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