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韩非子】

　　法家的政治基础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它不允许对君主进行审查——就像在霍布斯那里，君主高居于社会契约之上

　　人性

　　儒家讨论人性，因为他们认为，“源初的人性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关于人类之善这一伦理学问题。从孟子那里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家相信这一进路。

　　或许，他们误入歧途?如果真有“源初的”、前社会化的人性，我们又如何可能从经验上证实它的伦理性质?荀子哲学开始偏离这一进路。诚然，他宣称人性本恶，但是，他在强调儒家价值的同时还强调法。

　　荀子怀疑，能否依靠大众有序实现共同的善。在荀子看来，仁政本身不足以约束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孟子错矣。荀子的关注点在于，要建立一个文明的、人性的社会，首先应使民众行为正当。

　　在不信任人性的道路上，荀子的学生韩非走得更远。他有兴趣追问的，不是人性的源初状态是什么，而是如何控制人的行为。韩非拒斥探讨人性的本体论问题，相反，他把关注点放在人的生存状态：

　　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

　　墨子认为价值多元是社会失序的基本原因。与之不同，韩非把利益冲突归因于资源匮乏。他把争论从价值理论转到了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关注点较之儒墨的价值之争更加现实。冯友兰曾经从这个角度比较了法家与儒家：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因此之故，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

　　法家与儒家的人性观内在关联着它们各自对国家治理的性质及目标的看法以及归根到底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儒家与法家这两家学说截然对立。

　　民：普通民众的角色

　　孔子谨慎地指出，唯有那些具有恰当才能与知识的人才可以领导民众。(《论语·泰伯》第九章)墨家在讨论法的时候亦持同样的看法。但法家则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尤为突出。韩非说，民众的智力与小儿相当：“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子·显学》)进而言之，如果君主以为民众会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那就太不明智了：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

　　从《去强》和《弱民》两篇文字不难看出，商鞅也持类似的态度。他还设计了控制民众的方案：敦促君主驱使民众干两种活，即农与战(《商君书·农战》)。能做到这一点则国强。组织绝大多数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则民“朴”。

　　法家蔑视民众，认为民众有三个特点：能力明显不足;不可靠;数量庞大。在法家看来，人口是一种必须加以考虑、加以对付的可怕力量。庞大的人口威胁着法家心目中的政治权威，这一威胁感在君主不信任民众的情况下尤其明显。按照商鞅与韩非的手腕，法的用处便是要针对民众和国家的矛盾。

　　韩非甚至设法吸收反对顺从权威的道家哲学来为压制民众辩护。韩非解《老子》第五十九章，辩说君主应当防止普通民众发展、运用批判性思维：

　　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韩非子·解老》)

　　在民众参与政治活动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法家较之儒家有更强的权威主义性格。史华慈述儒法之异曰：

　　我们看到，在儒家那里，活生生的个体的代理人(尽管只代表先进的精英分子)在塑造社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客观”的“行为”监控机制成为实现社会-政治的明显目标的自动工具。以此观之，我们可以说，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一股后来发展成人们称之为法家的潮流，而《论语》在某种程度上则代表了对这股潮流未雨绸缪的疑虑和反抗。

　　儒家的政治等级制度——尽管它所允许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度非常有限—— 毕竟还是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承认国家治理与民众之间有着相依关系(《论语·为政》第二十一章)。法家的治国理论明显缺乏对民众地位的重视。

　　如上所述，法家哲学已被冠以“反革命”称号，因为它拒斥治国为民的公论。戴闻达考察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历史嬗变。战国时期的冲突与动乱促使某些人寻求强力：“这些君主首先感兴趣的，是实实在在的强力。强力成为他们权威的新源泉。”在法家思想中，国家利益等同于君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