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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遗撷英 廿载光阴
来源: 光明日报  2017-08-01 13:52:00   责任编辑:马骁  www.k618.cn
内容提要: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繁荣,与其渐趋健全、严密与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密不可分。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繁荣,与其渐趋健全、严密与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密不可分。

  两宋重科举,三百余年,共举行了118榜科举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特奏名进士及诸科正奏名、特奏名登科约11万人左右,是“唐、五代1万多名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明代2万4千多人的4.5倍、清代2万6千多人的4倍”(龚延明《〈文献通考·宋登科记总目〉补正》,《文史》2002年第4辑)。然而,保存完整的登科名录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种,所载进士分为330、601人,若是再加上《太平治迹统类》所保留的开宝六年榜26名进士,仍有115榜的登科名录与进士名单阙如。在浩瀚的文献中,龚延明与其团队筚路蓝缕,历时廿载,撰就了14大册近1000万字的皇皇巨著《宋代登科总录》(以下简称《总录》),是宋代科举研究的基石。《总录》首先以118榜先后为序,将可考之登第者一一系于榜下;无具体登科之年的登科者,作为附录;每位登科者,都有独立小传,包括登科人姓名、字号、籍贯(所属州县)、亲属关系、登科年、何种科目登科、登科后初授官、经历官、最高官或最终官以及谥号等项,小传之下为第一手资料支撑的书证。体例甚为周详。可以预期,宋代科举及其相关研究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以下仅以小传为例,粗略探讨其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

  《总录》收小传达4万余人,已具备对宋代登科资料进行大规模数据统计、分析的条件,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需求生发出不同课题。

  就地域而言,有宋一代江西一地文学大兴,“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陈贵谊、李道传《谥文节公告议》,《诚斋集》卷一三三)。以上名人,在《总录》中都能一一查检到,欧阳修(第1册第447页)、王安石(第2册第573页)、刘敞、曾巩(第2册第856页)、曾布(第2册第855页)、曾肇(第2册第1013页)、刘恕(第2册第627页)、黄庭坚(第2册第1009页)皆为进士出身。蜀地自西汉起“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汉书·文翁传》),就进士而言,宋代到底江西更盛,还是蜀地更多?再进一步,就江西一地而论,饶州、信州、抚州、吉州诸地,何地进士更多?洪州南渡后为隆兴府,就此地而言,南北宋及第人数、及第科目等有何差异?南昌、新建、奉新、丰城、分宁、武宁、靖安诸县及第人数又有何差异?这些根据《总录》皆能很方便地统计出来,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可以以此为模式统计其他区域。《总录》当前的呈现是以时间为纲,如果以上述模式统计,那么《总录》便可以以地域为纲呈现。在所有数据已经具备的前提下,不同的统计方式和呈现模式,带来的是研究领域与研究思路的拓宽。

  就家族而言,眉山苏氏、南丰曾氏、澶州晁氏、江阴葛氏、崇氏虞氏等都是久为学界所关注的依靠科举、道德、文学而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总录》呈现出了更多的家族、亲属、姻亲等进士群体脉络,完合可以构建出立体的宋代人物关系网络。

  例如黄茂宗,“字昌裔,洪州分宁县人。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二甲第三十五名,初授崇信军节度判官,寻卒”(《总录》第1册第316页),与“弟滋、湜、淳、涣、灏、浃、注、渭、浚,十人并驰文声,时人号曰‘十龙’”(嘉靖《宁州志》卷一七),《宜州乙酉家乘》称:“铢龆龀时,先祖训之曰:‘吾七世祖仕南唐为著作郎,知分宁县,因家焉。传三叶,有孙十人,登第者七名,旁皆从水。从是者第四,左朝散大夫位也。’”(《豫章先生遗文》,《宋集珍本丛刊》本)结合《宁州志》《宜州乙酉家乘》,可以我们推知黄茂宗与滋、湜、淳、涣、灏、浃、注、渭、浚等皆有文声,《家乘》称“有孙十人,登第者七名,旁皆从水”,正与《宁州志》所载相吻合,那么登第者是否果为七人?有学者根据光绪重修《江西通志》将黄茂宗、黄注、黄渭、黄淳、黄浚、黄湜与黄灏七人勾勒出来,看似正与《家乘》所称相合。那么黄滋、黄涣、黄浃三人呢?《总录》称:

  黄浃,字茂逸,号平之。蔡州人,徙洪州分宁县。嘉祐六年登进士第。

  同治《南昌府志》卷二九:“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黄浃,分宁人,据《州志》增。”

  同治《汝宁州志》卷一九:“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黄浃。字茂逸,号平之,双井人。”(《总录》第2册第910页)

  黄滋,洪州分宁县人。茂宗弟。真宗朝登进士第。

  同治《义宁州志》卷一九《选举志·进士·宋》:“大中祥符十二年己未榜黄滋。茂宗弟。”按:“大中祥符”年号只有九年。黄茂宗,字昌裔,分宁人,大中祥符八年登第。(《总录》第13册第7137页)

  黄滋,《总录》据同治《义宁州志》称其为茂宗弟,真宗朝登第。黄浃,从表字与籍贯来看,很有可能亦是茂宗之弟,但《总录》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仅将其列在嘉祐六年榜中而未确言与茂宗之关系。《家乘》作于嘉定戊辰八月既望,远远晚于黄浃、黄廉登第的嘉祐六年,《家乘》记载黄廉登第之事:“子四人……次从广从兼,中嘉祐六年进士第,终给事中,太史之叔父也。”也记载了“登第者七名”,却单单没有将真宗朝登第的黄滋与嘉祐六年登第的黄浃载录,是《家乘》有误,还是此黄浃非彼黄浃?这是很好的问题。至于黄涣,《总录》所收二人,皆与分宁黄氏无关。以上我们选择的只是一个家族间兄弟登第的例子,《总录》中有大量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登第的资料,这无论对于地域人才分布,还是科举命运与家族盛衰关系的研究,都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

  科举制源起中国,其影响却不仅限于中国。日本早在公元7~8世纪即仿行中国的科举制度,“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中国登科总录·总序》)。宋代科举对朝鲜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制度层面,还吸引高丽王朝的士人赴中国就学、应举:

  金行成,高丽人,高丽王朝于景宗元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遣之入宋国子监就读。太平兴国二年登第,累官殿中丞、安州通判。淳化元年卒于任上。(《总录》第1册第40页)

  康戬,字休祐。高丽国人,居信州永宁县。以宾贡附国子监就读,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初授大理评事、知湘乡县。官终京西转运使。(《总录》第1册第61页)

  崔罕,高丽国人,淳化三年以宾贡登进士第,授将侍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归国。(《总录》第1册第146页)

  金成积,高丽国人,穆宗元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入宋应举,登科第。(《总录》第1册第163页)

  康抚民,高丽国人。宾贡进士。景祐元年,诏试舍人院,诗、论及格,特赐同进士出身,附进士榜第五甲。(《总录》第1册第527页)

  如金行成、康戬二人宋太宗时入宋国子监就读,其后登第,在宋为官,卒后宋王朝皆“优其礼秩”,开高丽人入仕宋王朝之先河;真宗、仁宗朝,金成积、康抚民等相继入宋登第、为官;徽宗政和五年,高丽遣五人入宋赴太学;七年二月九日,御集英殿试高丽进士金端等;三月二日,赐权适等上舍及第、释褐,以适为承事郎;赵奭、金端并文林郎,甄惟氐从事郎。令随进奉使李资谅归本国。

  《总录》还记载更为特殊的一位:王彬,原为光州固始县人,徙居福州长乐县,又举家浮海奔新罗,以高丽宾贡入太学。淳化三年登进士第,初授秘书郎、雍丘县尉。历知潭州,京西转运使。终官太常少卿。(《总录》第1册第128页)

  上述记载表明,宋与高丽两国因科举而建立起的沟通:其一,宋王朝在科举方面所具有的制度优越性,推动高丽士子入宋就学、应试,登第后;而宋代吸纳海外人才的用人政策,可使国外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留在中国筮仕为官,亦可归国为官,来去自由;其二,宋人登第后,可可赴高丽任职,大多初仕为秘书省校书郎。这是《总录》提供的研究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马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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